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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0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中信出版集团《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
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或在4月14日达到1425775850人，首度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2022年，曾居世界第一的中国人口60年来却首次下降。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换言之，人口纵向流动相对滞后于横向流动）的问题有什么新变化？能否得到改变？
对于上述问题，《南都观察》从经济学家蔡昉新书《人口负增长时代》中，摘选“数字时代的劳动力内卷”一节，以飨读者。
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舆论的焦点。国家统计局于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已于2022年进入负增长轨道。这一变化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经济学家蔡昉从中国经济面临的紧迫问题和特殊挑战出发，分析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发展机遇。
人们常常对就业做出两种类型划分，即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大体上，我们可以按照是否具有正式劳动合同、参加基本社会保险、稳定的岗位、合理的劳动时间、符合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和待遇等区分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实际上，对哪些劳动者处于何种就业的类型做出区分，在个体层面通常是可行的，然而在宏观层面做出整体评估则有较大的难度。不过，我们可以从众多调查和研究中得到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借助城镇就业结构数据，尝试做出一种粗线条的识别。
我们从官方统计中看到的城镇就业数据其实并非来自同一个统计体系。从基于住户的抽样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城镇就业人员这个加总数据，同时，由于抽样规模等技术原因，无法从同一数据来源获得更详细的分类就业数据。因此，要想得到分类就业数，就要诉诸报表制度中汇总的数据，以及其他部门的调查数据。具体来说，根据报表制度和相关部门的数据，城镇就业可以按照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bg电子游戏平台、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及个体城镇就业等做出分类。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对这种划分进行适当的合并，由此得到按经济类型划分的城镇就业结构（见图9—3）。
根据前述的识别标准，城镇就业这个统计数据有两个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灵活就业特征，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视为非正规就业。
第一个部分是个体就业，包括自我雇用及个体工商户雇用的人员。显然，在几乎所有就业条件上，这种就业类型都难以满足正规就业的标准。2019年，这个群体占城镇就业的25.8%。
第二个部分则是一个统计余项，基于住户调查得到的全部城镇就业总数与各种经济类型就业的加总数之间存在一个差额或余项，大体上反映了那些没有被单位或工商登记部门记录的就业人员。
2019年，这部分人群占城镇就业的5.1%。把上述两个部分合计起来，占到城镇就业的30.9%。这个比例的变化轨迹可以反映出城镇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的特征。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就业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特征，劳动力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灵活就业比重并不高，1990年仅为17.2%。伴随着国有企业进行减员增效改革，作为应对严重的失业下岗现象的手段，灵活就业开始受到鼓励，比重逐渐提高并在2003年达到49.1%。由于那个时候劳动力市场制度尚不完善，所以灵活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两个概念之间几乎可以画等号。
随着就业形势逐渐好转，特别是2004年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以及2011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灵活就业比重显著下降，2013年之后大体稳定在30%左右。
可见，灵活就业是打破计划经济“铁饭碗”的产物。同时，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就业规范程度的提高。伴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立法和执法进一步增强，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合同等制度得到迅速推广，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率也大幅提升，这些都增强了就业的规范化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很多灵活就业人员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保护，并不完全等同于非正规就业。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型职业和新的就业形态的涌现，新创就业岗位采取了灵活就业的形式，同时或多或少具有非正规就业的性质。与此相应，非正规就业比重不再下降，甚至有一定的回升迹象。
我们不应排斥灵活就业创造岗位的有益功能，也欢迎新型职业和新的就业形态的产生，但是也要防止和抑制非正规就业的过度出现及其负面效果。非正规就业产生的负面效果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现象，均可以用“劳动力内卷”予以刻画。
首先，劳动力配置呈现不利于整体生产率提高的倾向。非正规就业通常与劳动力过度集中于低生产率行业的现象有关。一方面，没有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以及在个体工商户甚至未注册市场主体中就业的群体，显然更多地从事低生产率的工作。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产业，普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低于制造业。2021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分别为4.87万元、20.77万元和17.00万元。因此，非正规就业增长和比例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向低生产率产业的配置。
其次，非熟练劳动者工资及普通家庭收入的提高受到抑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在全部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占39.0%，高中的占24.8%，高等教育的占36.2%。劳动力的这种人力资本禀赋状况意味着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供给潜力仍然很大，这种供求关系加上这类就业的低生产率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工资水平及其提高均受到抑制。与此同时，这个就业群体获得的社会保护程度也明显低于其他群体。
国际比较研究显示，工资平等程度是社会流动性的重要支柱，也恰恰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弱项。例如，以中国的整体劳动收入中位数为界，位于底部50%的劳动收入仅相当于位于顶部50%的劳动收入的12.9%，低工资人群的比重达到21.9%。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由于就业的非正规性质，造成这种抑制工资提高、压低家庭收入、抑制居民消费进而阻碍社会流动的弊端。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统计现象进一步观察非正规就业与收入分配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比重与反映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的起伏变化几乎遵循了完全相同的轨迹（见图9—4）。这显然说明，越是较大比例的劳动者群体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意味着越大的人口比重未能获得体面的工资和合理的收入，全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也就越低。
降低或缓解劳动力内卷给供给侧和需求侧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破解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诸多难题。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和着力。
第一，使技术变革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成为产业之间和企业之间的连接器而不是分离器，促进生产率在不同类型的部门之间及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趋同，在全社会同步提高。
第二，拆除尚存的体制机制障碍，疏通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渠道，让劳动者及其家庭在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分享生产率。
第三，扩大社会福利的供给范围和覆盖面，让所有领域的就业者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bg电子游戏平台。
必须承认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地颠覆我们对就业的认知，很多新创岗位与我们熟知的传统就业形态大异其趣。其中不乏对人力资本要求更高，因而从业者能够获得较高市场回报和充分社会保障的岗位，也有很多更具灵活就业性质的岗位，在就业稳定性、报酬水平和社会保护方面更具挑战性，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剧本杀写手、带货主播等职业均存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困难。
这要求按照新型业态和新就业形态的特点，探索新型社会保障覆盖模式，使灵活就业不再是非正规就业的同义语，从而实现生产率提高、生产率分享、社会流动性增强和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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