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31
bg电子游戏平台bg电子游戏平台“2022年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启动,高校毕业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用人单位对接,从而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毕业生是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工作的,毕业生需要服从分配。后来,北京不断改革高校毕业生分配方式,逐渐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让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自由恋爱”,最终打破了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项建设事业急需人才。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采取计划分配的方式,国家会根据各行各业的实际需求,再结合当年毕业生人数和专业情况进行统筹分配。
上世纪50年代,北京矿业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周一阳和芮美菊被分配到门头沟矿当井下电气修理工。她们在工作中积极肯干,不怕苦累,不但和工人打成一片,还帮助老师傅学习原理。 王一波/摄
本报1959年7月16日1版《国家计委订出分配高校毕业生计划》记载,当年暑期由国家计划分配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共有62233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拟制分配计划时,对中央同地方、当时同长远(指师资和科学研究的需要)、重点同一般的需要,尽可能地予以兼顾。比如,对于工科毕业生的分配,首先考虑钢铁、机器制造、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系统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以及高等工业院校和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的急需。而对于理科毕业生的分配,则首先考虑高等院校师资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急需。
在那个年代,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服从国家分配。在具体调配和派遣时,学校会动员学生自觉接受国家分配的工作,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对于确有实际困难的个别学生,学校在可能的条件下也会给予适当照顾,但是,“少数不顾国家需要、无理坚持个人要求、拒不服从分配的学生,可以获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但不能被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录用。”
上世纪50年代,女大学生张树才毕业后被分配到长辛店车辆修理厂实习。图为她在向老师傅请教。 王一波/摄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那些年,依然采用计划分配的方式。对于这种就业方式,很多家长给予了莫大支持。本报1981年9月28日1版《许多家长写信支持子女服从国家分配》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77年北京林学院在云南办学时招收了300多名学生,其中,云南、贵州、四川的学生占一半以上。到毕业时,一些学生对服从国家分配思想准备不足,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留在北京等大城市,或在高校和科研部门工作,不想到生产第一线。针对这个情况,学校在暑假前分别给毕业生家长发了信,希望家长配合学校做子女的思想工作。不少家长接到信后做了子女的思想工作,并给学校回了信。一位农民家长在信中表示:“我儿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一定要服从国家的分配。”
1983年1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明确提出:从当年开始,对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积极稳步地进行改革,要求打开人才通向农村的道路、打开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直接联系的渠道。
1960年,人律系毕业生向学校党委表示决心,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冯文冈/摄
打开人才通向农村的道路,是指农、林、医、师等院校实行部分定向招生,学生从农村招收,毕业后还要保证回农村去。打开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直接联系的渠道,是指采取委托培养的办法,也就是说,除了高等学校主管部门下达招生计划外,部门、省、市、自治区之间可以互相委托培养,用人单位(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也可以委托学校培养,双方订立合同,互守信约,违者负责赔偿损失。
据本报1983年5月2日1版《将招收市郊各县考生八百多人》报道,那一年,北京实行面向农村的定向招生,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农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院都招收了一定比例的远郊县学生,其中,北京师范学院和北京农学院分别按照计划招生总数的60%和70%招收各县考生。据统计,当年北京市属高等院校共招收了市郊各县考生860多人。
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林学院等院校承担了委托培养人才的任务。北京轻工业学院与大兴县签订协议,4年内为其培养约340名左右大学本科、专科生,涉及轻工机械、轻工化工、轻工自动化和轻工企业管理4个专业,经费由大兴县负担。委托培养的学生,由大兴县推荐,他们需要参加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之后由轻工业学院择优录取。北京林学院为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培养18名本科生,涉及林业、森林病虫害防治和水土保持3个专业。同时,为市木材公司培养26名木材机械加工专业的专科生。这些本科生、专科生同样需要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为了做到人尽其才,1984年,北京改革高校毕业生分配办法,让学校和用人单位直接见面,双方共同研究毕业生分配计划,实现“供需见面”。
1983年,北京化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告别亲人和同学,离开北京奔赴青海省,投身四化建设。 叶用才/摄
此前,高校毕业生主要是由上级派遣部门下达分配计划,学校和用人单位很少直接见面,因此,在毕业生的分配使用上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这一年,国家计委、教育部提前下达毕业生分配计划后,北京有关部门及时做出预分计划,并发给接收单位征求意见。随后,市计委、市人事局和市高教局联合召开了“供需见面”会。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和市属各区、县、局、总公司130多个单位在会上交流了情况。高校向用人单位介绍了毕业生的专业培养目标和有关情况,用人单位向学校介绍了毕业生要分配的具体单位和专业要求,双方共同研究毕业生分配计划,尽力做到毕业生学用一致,人尽其才。
1985年,北京工业大学在此基础上将这项改革推向深入,率先试行“供需见面、以销定产”,提前一年预分八六届毕业生。据本报1985年4月4日1版《北工大提前一年预分毕业生》记载,当时的北京工业大学是五年制工科院校,提前一年预分配,学生可以在最后的学年里bg电子游戏平台,根据自己的工作去向,有意识地选修课程、安排毕业设计;教师也可以有意识地制定教学计划,进行具体培养。实行这样的改革,避免了以往毕业生分配中的一些盲目性,使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专业对口,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供需见面”办法实施后,学校和用人单位都觉得效果很好。后来,市人事局开始组织市属各高等院校和市属各区、县、局、总公司,进行高校毕业生分配信息交流活动,为合理制定高校毕业生预分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当年,社会上曾流行着一句话:“大学毕业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确实,1985年以前的大学生,一到毕业季几乎全被用人单位“抢”光。那个年代,北京市汽车工业总公司的人事干部一到“分配季节”,就早早到市人事局“坐镇”,要人不大讲条件,“拣到篮里就是菜”。可是,这种状况在1987年发生了改变。
1987年,首都高校有21217名毕业生参加分配,到9月底,被用人单位退回的毕业生有659人。这么多毕业生被退回,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市场竞争导致人才的竞争,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在大学生分配中,一个“择优汰劣”的人才市场已经出现了。用北京市汽车工业总公司工作人员的话讲:“我们可以组织在职人员进修,可以通过招聘等各种形式引进人才;我们总公司所属的企业有的搞‘两保一挂’,人员增加,工资总额不变,有的试行股份制,还有的是中外合资经营,谁都讲经济效益,不合标准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就不要了。”(1987年11月11日《北京日报》1版,《改革需求的冲击》)被退回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是由于没有学位、受过处分、多门功课不及格等原因被退回的。
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重视,新的改革方案在酝酿之中。
1988年,北京各高校大都采取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分配方式,有的还直接请用人单位到学校摆摊设点,让毕业生了解社会需求信息,向社会推荐自己。
为了给大学生们提供更广阔的求职机会,1988年4月,北京首次举行高校毕业生分配咨询会,1000多家用人单位在天坛公园设下咨询台,首都50多所高校的近万名大学应届毕业生前往求职洽谈,有的当场“成交”,签订了“协议”。北京的高校毕业生分配,开始以“自由恋爱”的方式取代“包办婚姻”。
据本报1988年4月28日1版《供需见面 双向选择》报道,海淀区东升乡工业总公司所属的80多个乡镇企业,需要70多名大学毕业生。一上午,就有30多名大学生填了表,表示愿意去乡里工作。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市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桌子一摆出来,就围满了大学生。北京旅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个集体企业,两个小时内有100多名大学生要求进厂工作。
与毕业生零距离接触,用人单位也有了更多挑选余地。北京乡镇企业局食用菌公司急需建筑会计和经济管理人员,但对前去求职的毕业生并不满意,“来求职的人一张口就表示不下基层,言谈举止也不机敏,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公司负责人说。有学生在西城区教育局咨询台前谈了一会儿便被“劝走”了,工作人员说:“这个学生想到我们这儿搞电教工作,但又表示不愿久留。把教育当个跳板,不热爱教育工作,没有事业心的,我们不能要bg电子游戏平台。”
截至1988年7月21日,北京地区75所高校当年的2万多名应届毕业生,99%顺利离开母校,到工作单位报到。这一年的应届毕业生对自己的工作去向比较满意。
1988年,北京地区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供需信息咨询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不少用人单位的咨询台被学生团团围住。叶用才/摄
从那以后,北京不断加强大学毕业生分配改革力度,强化双向选择机制,企业用人自主权增大,学生选择面更广了。时至今日,高校毕业生“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模式早已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