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电子游戏平台探索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基准制度

2023/09/30

　　当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与薪酬水平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有关网约车司机工作时间过长、平台抽成比例过高、外卖骑手配送时间过严等热点事件频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底层架构，确立平台与从业者之间在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以及职业安全卫生等劳动条件方面的权利义务结构，形成合理且可持续的利益分配模式，建立劳动权益保障的底线。从建构劳动基准制度出发，完善相关强制性法律规范体系的建设。

　　新业态商业模式创新导致劳动基准制度出现空白。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众包劳动等灵活就业方式参与平台用工，可自主决定是否工作、工作时间地点以及工作量，超出了现行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劳动基准的制度空白具体体现为新就业形态既无行业性的劳动定额，亦无可执行的劳动强度控制标准，相当于给予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限制的意思自治空间。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收入激励作用下放任自主性，平台企业因商业效率的驱动没有动机主动限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导致双方在连续达成订单合意的过程中劳动强度持续增加。

　　新业态企业通过算法控制对劳动过程进行改造，增大了劳动强度。一些平台企业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追求最优劳动效率，形成了所谓的“最严算法”和极限竞争。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12月9日发布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改善平台工作条件指令的建议》中提出，“算法管理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除了欧盟的数据保护规则外，在平台经济中基本没有受到监管，这对通过数字劳动平台工作的工人和自营职业者都构成了挑战。”平台经济的从业人员面对“算法黑箱”无从知悉算法自动决策所推送的任务设定依据，只能被动接受并转化为突破合理边界的任务劳动强度，连续接单可能导致过度劳动，并将平台企业用工风险外溢到交通安全等公共领域。

　　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报酬定价权缺乏规制催生劳动时间不断延长。在平台企业掌握定价权的基本设定下，“单价既定”形成了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的对应关系。由于新就业形态具有基于需求的任务化特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易于在持续接单过程中产生对平台企业的依赖，既有通过“多劳多得”增加收入的需求bg电子游戏平台，也有提高积分排名以获得平台企业内市场竞争优势的动机。在平台企业掌握定价权的基本设定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意图实现收入目标须确保一定的订单完成量，并按照不同时段的奖励规则调配工作时间，这就形成了“单价既定”前提下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的对应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因收入目标产生了长时间工作的意愿，进一步推高平台企业用工的整体劳动强度。

　　我国一些劳动和社会法学家认为，劳动基准制度作为“保护性强行法”在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方面确立用人单位义务型规范，单方强制用人单位承担特定给付义务。

　　在劳动关系中引入强制性劳动基准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劳动者无法借助“契约自由原则”获得足够的保护。据此从两个层面来审视劳动基准：在个体层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意思自治空间受到限制，劳动基准的强制性效力排除了劳动关系双方以合意方式就其放弃或变更进行自由约定的可能，劳动合同只能是在最低工资之上及最高工时之下约定劳动条件，否则将构成用人单位违反法定义务；在社会层面，劳动基准具有生活保障功能，例如工资不仅是劳动价值的评价，也是劳动者生活保障的考量指标。以此而论，劳动基准建立在劳动关系之上，劳动关系以人格从属性为核心，则劳动基准的边界由人格从属性划定。劳动关系区别于其他劳务给付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拘束下给付劳务，并且这种受拘束劳动状态因一定时间的持续性形成了人格性结合。可见，劳动基准是通过对劳动者受拘束下劳动条件的保障实现对用人单位决定权的控制，用人单位为营业利益而拘束劳动者之对价和时间须限定在合法范围内，确立了劳动基准与人格从属性的对应关系，并在规范上形成了法定标准强制修正劳务交易中意思自治的边界。

　　我国目前采取的新就业形态规制政策带有浓厚用人单位义务法理色彩。以“用人单位——控制”为基本逻辑展开，将新就业形态视为受拘束劳动，以“平台拘束下的最低劳动对价”和“解除平台拘束”分别作为规范劳动报酬和工作时间的劳动基准依据。从相关政策规定来看bg电子游戏平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低工资和休息制度是以正常劳动的劳动定额为核心，包括督促企业向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推动行业明确劳动定员定额标准，科学确定劳动者工作量和劳动强度等，由此形成的劳动基准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正常劳动情况下完成行业劳动定额，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并且不超出最高工作时间。这一劳动基准政策显然是延续了《最低工资规定》的制度逻辑。在此制度中，正常劳动与劳动定额形成了“相互界定”的关系：经抽象的一般技能水平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正常劳动能够完成的工作量为劳动定额，某一个具体的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完成了劳动定额则为正常劳动。之所以能够形成二bg电子游戏平台者的界定关系，是因为正常劳动bg电子游戏平台与劳动定额可以测定或量化，或者说劳动者在受拘束状态下给付劳动的过程可以测定或量化，这是用人单位劳动管理和业绩考核体系的产物，默认前提是劳动者须服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管理要求。如果劳动者有权不服从管理流程、没有任务要求，则正常劳动和劳动定额几乎是无法量化的，也可以说是不可测的。

　　新就业形态区别于常规劳动关系下受拘束劳动的根本特征是灵活就业，并且是网络环境下更为灵活的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灵活就业状态下可以随时开始或停止工作，亦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转换到另一个平台企业工作，还可以根据自身状态加快或放缓工作效率和频次，用人单位义务法理中的劳动拘束、独占、支配与持续可能都不存在。在灵活就业与受拘束劳动之间的内在冲突下，某一个平台企业无法遵循用人单位义务法理有效实施劳动基准，即便通过行业集体协商或公开服务定价等方式确定最低订单报酬，也很难对照劳动关系最高工作时间制度确立一个劳动者工作时间的上线控制。劳动者有权多平台就业bg电子游戏平台，意味着其劳动总时长可以超越单一平台。

　　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应从过程控制转向成果控制。新就业形态引发之劳动变革使劳动者在网络技术赋能下脱离组织化劳动过程控制，以个人状态通过平台直接参与社会分工，凭借劳动成果获得报酬。劳动形态表现为连续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并且这种连续性可以随时停止、中断或恢复。劳动形态的变革要求劳动条件保障制度发生相应的变革。现行劳动基准通过正常劳动和劳动定额控制劳动过程的机制已难以适应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应从过程控制转向成果控制。这一制度转变仍遵循均衡工作量的宗旨，保障从业者以可负担的体脑劳动力消耗，在合理时间内获得正常生活水平之报酬，并须在从业者具有完全不同于劳动关系之灵活就业自主性基础上，升级“正常劳动”和“劳动定额”的规制理念和机制，通过任务计量施加工作总量控制。

　　基于经济从属性导致的弱者性构造保障制度。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旨在因应承揽社会化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性结合关系，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条件保障的逻辑起点从用人单位义务型劳动基准的人格从属性，转向以任务成果计算对价的经济从属性，基于经济从属性导致的弱者性构造保障制度。此项基于经济从属性的劳动基准制度将在“民法——劳动法”的二分法结构外，将“民法做加法”的保障理念表达为具体规则，并在法理上实现两个基本要点修正：一是契约自由原则的再限定。劳动者虽然以灵活就业方式参与平台用工，但其与平台企业之间连续缔约和履行承揽合同之契约自由将被限定。平台企业对任务单价的设定不能自由行之，而须遵循集体协商等劳动议价程序。二是灵活就业组织者的保障义务。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须设定平台企业作为灵活就业组织者的保障义务，合理确定任务单价并检测劳动者连续工作的劳动强度和任务总量。当劳动者达到任务计量基准时，平台企业应停止派单，否则平台企业将承担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责任。

　　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应以任务承揽为内容的劳动形态为基础。在规制模式上将正常劳动转变为正常定价，劳动定额转变为任务总量，进而从三个层面规制劳动条件：一是单个任务的劳动对价。新就业形态的价格形成机制包括任务计价、抽成比例、奖惩规则等多个方面，反映到劳动基准层面是劳动者完成单个承揽任务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是任务计价经抽成并附加奖惩情形后的最终结bg电子游戏平台果。任务单价控制在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中处于核心地位。一方面，任务单价可控才能建立可预期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任务单价处于可控和稳定状态有利于劳动者形成合理的收入预期，便于计算达到收入预期目标的工作时间，引导形成灵活就业总时长的自主控制。二是任务连续性和总量控制。新就业形态下任务单价与工作时间上线具有互动关系，二者统一在全天收入预期目标之下。劳动基准从“法律父爱主义”的立场出发，应要求平台企业控制劳动者一天内完成任务的总订单数或总时长。平台企业有能力依托大数据测算完成单个任务的一般性劳动强度，据此建立任务总量及劳动强度的梯度控制和提醒制度，并进行多平台就业情形下的工作总量弹性控制。通过引导劳动者建立理性的收入预期、限定大型平台的任务连续性及总量，将多平台就业的合计工作量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三是新就业形态算法知情与集体同意规则。平台算法是执行任务单价、连续性和总量控制的技术手段。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既需借助平台算法和数据进行标准量化设计，也需通过算法落实为劳动者具体的劳动条件。在平台算法治理方面，新就业形态算法规则应在公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透明度，将“算法公开”与平台企业解释义务整合为“算法知情”。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具体场景下，劳动者相对于平台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以个体的力量行使解释权面临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将算法解释设定为平台企业义务，平台企业须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关于算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向社会公众作出解释，并且该解释应视为平台对算法社会效果的承诺。

　　平台算法在用工领域的影响具有群体性，甚至超越具体的法律关系，对参与用工的各类劳务提供者产生大致相同的效果。我国于2020年12月修订《工会法》，明确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将灵活就业的从业者纳入到集体协商机制。针对算法的集体协商是为了克服劳动者个人的认知局限，在个人算法知情权的基础上建立劳动者集体的知情与协商权利，且只有经过协商才能以书面形式证明达成集体同意。集体同意规则是“集体劳动权在平台经济下扩张”的具体体现，在新就业形态算法规制中引入了劳动者个体与平台之外的第三方组织，在平台算法的权力结构中引入第三方力量参与合作治理，使得集体同意代替个人同意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条件的合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