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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教/育/行/业/领/跑/者
2023/07/04
五颜六色、扇子般竖立起来的古怪发型，颜色艳丽、造型奇特的穿着，“杀马特”这一曾经风靡一时的文化现象，至今仍是悬挂在网络空间中的怪诞奇观，强大的视觉冲击遮蔽一切，强势地侵占着每一个观者的媒介记忆，以一种夸张且喧嚣的方式成为主流视域里的奇观式存在，并不断地被冠以“山寨”、“非主流”、“文化反叛”、“朋克”等标签。然而长期以来，“杀马特”文化都只作为大众枯燥生活的调味品，嗤笑、轻视“杀马特”文化成为大众平淡生活的泛泛谈资，而“杀马特”这一群体下的主体形象及其文化、社会背景却隐藏在夸张、怪诞的外在装扮之下，不被也不屑于被主流文化所关注和探究。
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则拒绝继续从视觉观看的角度对杀马特进行审美评判，其选择摒弃导演视角，不再先入为主地将杀马特文化定位为所谓“朋克”或“文化反叛”，而是选择采用杀马特青年的第一人称视点与大量使用杀马特青年拍摄的视频素材的制作手法来呈现杀马特群体的主体故事。
姚晓鸥认为，在中国现代性建设的语境中，承认政治诉诸的文化身份的抗争逻辑要奠基于政治经济环境，否则承认非但不会导致正义的反抗，相反会导致劳工主体意识的物化，同样，对杀马特群体的主体呈现首先应该展示他们的政治经济身份。
纪录片开头，导演使用“三宫格”的画面布局，其中一格是面对镜头，自我讲述进厂经历的“杀马特”或“前杀马特”们，其余两格则是形形的招工广告及熙攘的等待招工的人群，同时背景音混响招工现场嘈杂的人声。纪录片通过这一视听语言技法的使用，轻而易举却又不容置疑地撕开了对杀马特们“叛逆少年”、“无业游民”的标签式想象，揭示出杀马特群体如水泥般朴素的真实政治经济身份——农民工。
“农民工”这一同时游离在“农民”与“市民”两种身份之外的“第三种人”实则是20世纪中国的造物。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经济转轨、市场化改革、“下岗潮”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决策及事件标志着传统经济秩序的终结和一个大时代的落幕，基于外向型经济的“世界工厂”式的经济运行秩序塑造了财富、资源整体向东部倾斜的区域发展结构，也造成了大体量的产业机会和就业人口的跨区域分配，形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独特景观——民工潮。商业化、现代化的远方带来的高收入想象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对土地的依赖而选择离开家园，劳动力资源大量从生产部门转移至轻工业生产部门。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造成农村的迅速凋敝，原有基于乡村生活和乡土依赖的乡村共同体遭到极大冲击，农民不再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权主体而存在，农村也不再保有“广阔天地”似的巨大潜力，农村问题正式成为中国的问题。农村bg电子游戏平台、农业的凋敝与城市的繁荣、高收入想象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强力的“推——拉”关系，促使大批农民离开家园，成为民工。
留守儿童、家庭离散是随着拆分型劳动体制出现的农村问题之一，纪录片中杀马特群体大多都是具有留守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经历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大量出走，农村已然形成了以流动为导向的村庄文化，外出父母为媒介传递的乡村认知及城市取向下农村教育的筛选与排斥，也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上共同触发了留守儿童向农民工的转化。在这一特定的劳动力代际再生产模式下，追随父母的脚步进城打工仿佛是留守儿童目之可及的唯一出路，而受教育自然也被视为无用之用，导致未达工作年龄的乡村青少年被作为潜在的城市劳动力，进一步瓦解了乡村共同体。纪录片中，杀马特青年们大多未及成年就进入城市务工，且基本没有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辍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奈，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讲述“我是杀马特”的故事，首先要处理“我”是谁的问题。《杀马特我爱你》采用主体自述式的手法，略去杀马特们鲜艳张扬的外表，将其最为质朴的主体身份呈现出来，使得《杀马特我爱你》成为一个讲述杀马特与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具有极大重合性的群体的共同境遇的故事。
农业、农村的凋敝使得打工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唯一出路，这也意味着进城务工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职业选择，更是有关全家生计的重担。来自身后家庭与个人未来的双重压力迫使他们付出一切地劳动，纪录片中，有在锋利的机器上工作而磨破手指的，也有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的，而为了微薄的工资加班至深夜更是家常便饭。纪录片中，可见杂乱肮脏的工作现场，背景音中嘈杂轰鸣的机械声响，极端枯燥且重复的流水线工作……杀马特真实的工作情况与其绚丽的外表形成极其鲜明的反差，打碎了主流社会对杀马特群体的先入幻想，揭露出一个残忍的事实“没有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极其贫乏的杀马特”，那样的“像孔雀一样飞翔”的头发成为他们对抗贫乏的唯一手段。
除了流水线工厂对人的异化，杀马特们需要面对的还有极其迥异于其原有的乡土生活经验的城市生活及难以甚至始终无法融入城市文化的无力感。杀马特们的无依感首先来源于他们作为处于“市民”与“农民”之外的第三种人，乡村原有的基于血缘、亲缘的共同体关系被城市中陌生、淡然的人际关系取代，工人频繁的流动意味着他们无法与周遭的工人建立稳定的联系，也无法建立对工作场所及居住地的稳定认同，认同及共同体的缺失，使杀马特群体普遍感受到强烈的孤独、无依感，这种强烈的孤独迫使其找到发泄的管口，寻找一种表现自我的方式。
对于在政治经济地位上都处于劣势的杀马特群体，改造身体成为唯一可选择的发泄和排解的方式，而张扬绚丽的发型正好契合了寂寞、空洞的新一代农民工彰显存在感，以把自己区别于贫乏、无趣的普通工人的需求。五彩斑斓的发色、刺猬般竖起来的头发，成为他们独特的个人标识，也成为他们与贫乏生命的无声对抗。
留守乡村、漂泊城市，成为新一代农民工无法避免的人生路径，相似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这一群体共同的“缺失经验”，也使他们能够分享共同的城市生活的无依感，以及打工生活的疲惫与贫乏。在面对城市社会和工作场所的不公待遇时，他们内心的不平衡感自然而然地召唤出对共同依赖与关照的相互关系的渴望，对这一群体关怀的向往使得具有共同经历的杀马特们聚集起来，形成家族式的共同体与群体情绪。而杀马特造型则成为共同的群体身份标识，使城市中漂泊无依的孤独个体得以连结起来，感受从未体验过的互相认同和相互依靠的群体关系，同时“圈地自萌”，建立了一个不需要主流社会承认的审美和认同体系。而数字时代网络、媒介的发展，QQ、微博等私人性、匿名的平台给予了杀马特群体文化展示和自我表达的空间，让杀马特群体的“我表达”得以实现。
而当背负着家庭生计与个人未来双重压力的杀马特青年厌倦流水线上重复、无人性的艰苦工作，同时放弃扎根于城市、实现阶级跃升的幻想后，他们产生了对现有生活的反叛，“自由”成为理想与口号，玩杀马特、奔赴公园与溜冰场成为他们挣脱现有处境，反叛现实的自主选择。
导演李一凡说，工业区是外在于城市和农村的一块飞地，这首先意味着农民工在身体的意义上处于一个双重无依的困境中，而乡村共同体的失落和城市共同体的缺失则使农民工陷入心理意义上的孤独状态，《杀马特我爱你》通过对主体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的展现探讨了杀马特群体之所以陷于困境的原因。而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又不得不受到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对城市商业逻辑的接受使其乡土以来生活方式向商业化的城市生活方式转向，杀马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城市消费文化对农民工群体的“另类浸染”，是在不合理的城乡结构和制度安排下失意的农民工寻求自救的方法。故，杀马特的文化身份可以视为无身份者在城乡二元结构间的另一种表达，一种不同于乡土价值同时也不能够被城市主流商业文化的审美接受的、由网络媒介赋权想象出的身份表达，即夹杂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同时失意于家庭责任与个人前途新一代农民工的主体自救手段。
黄斌欢认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使得“无根”成为具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面貌的突出特征。乡村文化的衰败、父母在家中的缺席以及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普遍的“文字上移”现象及寄宿制的推广和低龄化，使得留守儿童难以体验完整的乡土文化，对乡土生活的陌生感使得留守儿童难以建立起其对乡村社会身份的积极认同，促使留守儿童主动离弃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联系，背弃乡村，进城务工。而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结构因素的存在，使得新一代农民工无法融入、扎根城市。所以当新一代农民工面临低工资、高强度劳动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且为了身后家庭而接受艰辛工作的驱动力不再如其父辈一般强有力时，杀马特文化作为一种发泄和反叛的方式，成为新一代农民工自救的方式。虽然纪录片中，杀马特青年们的留守经历被放置在影片末尾bg电子游戏平台，其更多在于表露杀马特们童年记忆中的隐痛，以引发观者更多的同情，然而通过对杀马特社会生存条件的政治经济分析，杀马特青年的留守经历与其成年后游走于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之间，面临“双重脱嵌”的尴尬处境，并最终只能通过“杀马特”这一种近似于“虚张声势”的自我表达方式进行自救，以逃避、超脱于走投无路的现实的主体处境具有强烈的关联。
网络媒介对杀马特的赋权使得杀马特能够凭借数字媒介平台进行自我表达，并在赛博空间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亚文化圈，然而网络媒介的公共属性也使得杀马特文化“圈地自萌”的理想园地曝露于主流文化的审视和评判之下，他们带着惊恐、猎奇或中伤看待杀马特文化，以消费主义、城市中产阶级的视角宣判其为“土的”，“低俗的”，“有伤风化的”，将其放逐出主流文化的同时，又尽力使用常识框架对其进行解释，例如将杀马特青年称为“叛逆少年”、“朋克党”，最终完成对杀马特的“他者化”。
而李一凡导演口中的来自“处于底层的具有进步精英视角的其他青年群体”对杀马特群体的围剿，甚至分裂才是对杀马特文化造成最大打击的力量，其通过冒充杀马特进入杀马特群体内部，进行“灌水”或“炸群”，以一种网络暴力手段从外部对杀马特文化圈进行破坏，最终离散和分裂杀马特群体。尽管很难判断这一群体对杀马特进行围剿的具体动机，但是其仍可以作为主流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对杀马特文化的排挤和清算。
《杀马特我爱你》特别强调了“自黑”与杀马特文化的区别，打出了“parody isn’t smart”的标签，其认为网络上曾风行的对杀马特文化的戏仿是对杀马特的丑化及商业利用，其本质上是商业媒体对杀马特发起的收编。一些视频、段子博主开始利用对杀马特的讽刺和嘲弄赢取关注，并在营销宣传中将杀马特塑造为低级、恶俗的形象。商业媒体的戏仿抢占了杀马特的媒介表达空间，主流社会对杀马特的不实想象甚嚣尘上，而真实的作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杀马特群体被掩埋、消失于厚重的偏见和误解中，同时一些杀马特青年开始否定杀马特文化及杀马特身份，自觉接受主流文化的招安，与杀马特割席。这代表又一次边缘性主体争取自我表达权的诉求和努力被来自主流社会的消解，也代表新一代农民工挣脱现有困境的努力近乎失败。
而杀马特这一文化身份与新一代农民工作为工人的社会身份之间的强大矛盾才是打击杀马特文化，最终使得杀马特主体自救失败的最重要原因。片中杀马特青年的自述中，烫染了杀马特的奇特发型后，他们不再被允许继续在工厂里做工，从此失去生活来源，“自由”的信仰与生存的必需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杀马特与工人这两种身份再难以共存。杀马特作为主体的手段，与主体内核发生了直接冲突，导致“杀马特”作为新工人自我调节和自我发泄的方式失效了，即新工人的主体自救失败了。为了生计，一些新工人只有放弃自己的杀马特文化身份，回归工厂，重回流水线和贫乏的生活。
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结构从重工业向轻工业的转向意味着了机械与重工业不再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主要的工具，也宣告了“老工人”的退场，取而代之的，是高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世界工厂式的工业结构，及依附于资本和雇佣关系的“新工人”。从老工人到新工人，改变的不止是工人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更是工人的主体形象和主体地位。新工人同时被表述为“农民工”，却很少被指认为“工人”，他们不再被当作行使社会主义国家国权，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的第一主体，而是被剥夺了原本极其鲜明的政治性，成为来自落后乡村，又失意于城市的“”，而遑论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表达权和书写权的占有，他们彻底沦为媒体表达中的客体，消隐于城市文化、消费主义文化中。归家，回归其原有的乡土秩序，继续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本分农民成为他们唯一的归宿。
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第一代“新工人”的后代，其一方面在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下继承了其父辈背离乡村，进城务工，最终归乡的人生轨迹，又因童年留守经验、村校制度、乡村凋敝等主观及客观因素失去对乡村的完整认同感而难以为身后家园长期忍受艰辛的流水线工作和困乏的城市生活，并在城市商业消费文化的浸染下，发展出其独特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拯救的杀马特文化。
《杀马特我爱你》这部纪录片几乎是首次以视听的方式将杀马特的政治经济身份——第二代新工人，如此赤裸和鲜明地展示出来，其通过视听，通过购买工人的工厂实景视频，通过工人的自我陈述，将杀马特群体的主体身份不容置疑地呈现，并将其作为讲述杀马特故事的前提。
同时，该片尽纪录片这一形式的可能实现了杀马特群体的主体表达，通过平视的第一人称视点、自我陈述的使用，导演实现了“让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的初心，再次以尽量温和的“媒介赋权”，使杀马特群体的“我表达”得以实现。这意味着即使剥去杀马特们的“穿山甲的外壳”，露出他们真实的政治经济身份，这一群体也不再被描述为一个等待被认同、被同情的群体，而是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个体及群体。
而纪录片对杀马特的困境及自救失败并没有给出方案，杀马特群体的困境似乎是由留守经历、辍学，出生于农村，或者更直接的，“穷”导致的，故许多观众在观看影片后不禁再次使用发展主义、进步主义的话语指点杀马特的主体困境，最明显的就是“劝学”话语的使用。这体现出“教育”的被神化及其作为社会分化的孵化器实际上发挥着社会阶级再生产的作用的事实的被忽略，即在秉持“优胜劣汰”选拔机制的教育体系中，乡村教育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不可能胜利及注定被抛弃的位置，而乡村教育下的学生，也注定会在与教育体制的获益者的搏斗中碰得头破血流，而杀马特们只是选择提前退出，避免了这场相撞。
故，改变和突破杀马特的困境得尝试必须首先立足于其政治经济身份，即同时作为农民和工人后代的第二代新工人，首先应该重新树立农民及工人作为社会主义政权国家主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破除对农村的负面想象，重新认识到农村的生命力和潜力，并尝试在“双重大循环”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工业与农业、产业和劳动、资本和工人的关系。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必修课《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2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2年优秀影视评论”）bg电子游戏平台bg电子游戏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