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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教/育/行/业/领/跑/者
2024/09/08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2024年9月开学季，将有3.55百万名学生跨入中职的校门，成为一名中专生，他们会拥有“光明的前途”吗？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教育“双轨”，并且在某个历史时期，两者平起平坐、互为补充，为社会输送不同类型的人才。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根轨道逐渐失衡。普通教育无论是在生源质量，还是教育资源上，都远远强过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甚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和污名化，读不好书的孩子才去念职校的观念深入人心，接受职业教育成了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职业教育由此式微，而“普职结构”的严重失衡，进一步导致了人力资源的错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工种用工荒，同时存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
时至今日，高考已成为国家级别的重大事件，是许许多多家庭的未来所系，却不太有人记得，其全称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仅仅是“双轨”的其中之一。而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和职业教育水平的提升，也让许多人意识到，在高考之外，其实还存在巨大的可能性。我也想借此机会，和大家系统性地聊一聊职业教育的话题。
4. 复兴职业教育，让“普职结构”重归平衡，需要哪些措施？又有哪些事情不可为？
江西工程学院新余市仙女湖校区科技园内，老师带领学生在智能制造实训车间进行实际操作。赵春亮摄（中经视觉）
我国的职校教育，不是因为被歧视才搞不好，而是因为搞不好才被歧视。而职校搞不好，也绝不是因为不知道方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全面学习国外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四十来年来，光是派去德国取经的就不下10万人次。在2005年国务院提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之后，科研文章的数量更是一路飙升，不到20年就突破了20万。还有不少地方政府先后与德国有关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直接把德国职校搬到国内。
然而，职校的问题，属于职校本身的只是一小部分，其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我国的教育制度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要发展职业教育，改变普职失衡、学历膨胀、技能错配的现象，不能只在职校上使劲儿，而是需要先对所谓的“双轨制”，进行系统性的重构，通过制度来削弱，而非强化普通学校和职业之间的分层状态。
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设置独立的职校招考制度，特别是中职和普高招生，绝不能用一套试卷；取消任何强制性地分流政策，设置更加弹性的分流时间；确保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之间，转轨通道的双向畅通，特别是要降低职业学校学生，转入普通学校的门槛；确保两根轨道，具有同样的升学前景，中职学生和普高学生，应该有同样的几率，获得高等教育，而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高等院校的学生，也应该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更高层级的学历和学位。
其实，这些措施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平等。现实社会当中，每个孩子的起跑线并不一样，跑步的装备也不一样。但是bg电子游戏平台，现代教育制度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至少保证跑道是一样的，一样的起点和终点，一样要跨过的栏架。如果是“双轨制”，那就要确保，这两根轨道的平等性，要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成为平等的两个教育类型，而不是前者是后者之下的一个“办学层次”。
然而，平等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在职业学校长期遭受系统性歧视的情况下。除了制度保障之外，教育资源的分配同样重要。
各级职业院校，在教育经费和师资力量上，都比同级的普通院校薄弱。2019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适当高于当地普通高中，高等职业教育要在不低于生均12000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拨款水平。
然而，根据教育部的公告，到了2022年，中职学生平均每人的教学经费是23470元，比上年增长1.2%，普通高中是24854元，比上年增长2.8%。两者的差距，似乎还拉大了。高等教育阶段，全国普通高校的生均经费是39220元，高职高专的没有公布，我简单用总投入3392亿，除以在校生1671万，算出来是20300元，“达标”了，但只有普通高校的一半。
再来看学生和老师的人数比：普高13:1，中职19:1，普通本科是18:1，高职专科是20:1。高教的数据比较接近，但我拿公报上的数据再算了下，普通本科在校生1966万人，专任教师132万人，生师比15:1，高职专科在校生1671万，专任教师62万，生师比27:1。有点疑惑，为什么同一份公报，两个数据对不上？
从实践上来看，近年来我国确实在职业学校教育上加大了投入，也在制度上做了些优化。比如说，2012年开始，各地陆续开展了“职教高考”的试点。2019年，国家层面的职教改革对这项制度予以明确，至此高职院校有了独立的招生渠道。去年教育部又发文，职教高考将成为高职招生的主渠道，中职的定位，也将从就业导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并重。
再比如说，职业教育的天花板不再是专科，而是多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这些选项。教育部明确表示，要进一步扩大职业本科教育，并且开放“升格禁令”，支持部分符合条件的专科层次高职院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或者升级部分专科专业、试办职业本科。
再再比如说，2022年，时隔近26年之后，全国人大第一次修订了《职业教育法》，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
然而，要拉平“双轨”，这个步伐既迈得不够大，也迈得很艰难。就拿前面提到的“职业本科”为例，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表示，要督促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变，占全国1200多所本科院校的一半。其后，国家有关部门也多次出台文件，鼓励和引导高校转型，举职业教育。2021年的时候，相关目标甚至被纳入了“十四五”规划。然而，截至2023年6月，职业本科院校只有33所，招生7.6万人，不到高职招生数的2%，高校招生总数的1%。
再说“职教高考”。这个词其实是要打个引号的，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我国还不存在可以和那个“高考”——也就是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相对应的全国统一的高职招生考试。虽然有了“职教高考”这个概念，有了国家层面的政策，但各省基本上是各管各的。一来，招生范围主要还是本地高校招本地毕业生，跨区域的很少。二来，对于“职教高考”怎么考这个问题，各地区别很大。有的地方是统考单招，有的是文化统考、技能单考，还有的，省里只负责统筹和监督，命题和招生都是高校自己安排。各地连叫法也不一样，有的叫“春季高考”，有的叫“高职单招”，还有叫“三校生高考”、“对口招生”、“分类招考”，等等等等。
至于具体考什么，那问题就更多了。考文化还好，语数外出套卷子就可以了；考技能么，问题就大了。几十个专业大类，考试的范围、标准、形式、评分怎么定？反正大家都摸索着来吧。有的省份要考技能操作；有的就搞个面试，问几个问题，10来分钟考验一下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的只有笔试，考专业理论，或者职业适应性；还有些省份，压根儿没有技能考试，中职升学仍然是只考语数外。
这样五花八门的“职教高考”，结果很难说得上公平。至于“职教高考”和统一高考之间的公平性，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高职专科仍然是个“层次”，录取批次要排到最后。普通高中毕业生，想要读高职大专，完全可以通过高考渠道，报考院校、专业方面没什么限制，录取分数低，也不用进行技能测试；如果要参加各种“职教高考”，也有不少途径，总的来说，并不比中职生困难，甚至限制还更少。而反过来，中职生“升”到本科层次，要分几步，各位读者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
有意思的是，“职教高考”这项制度，原来是同时向普高和中职生开放。2021年底，人大建议降低中专生升学门槛，教育部的回复里面，就强调了要搞“职教高考”这件事。这个回复引发社会热议，很多人疑惑，职教高考是不是中职学生参加的高考？
为此，《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专家文章来澄清。我给大家概括一下：“职教高考”允许所有高中毕业生报考；它也不能变为只属于中职毕业生的高考，因为这会让职教高考成为比普通高考低一层次的高考，不利于普职融合；普通高中毕业生可以参加，意味着普通高中也应开设职业技能课程，供今后想选择“职教高考”的学生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可进一步探索取消中考普职分流，建立普职融合的综合高中，同时开始学术类和技能类课程，学生自主选择上什么课，参加哪种考试；如果担心普高生挤占中职生的升学机会，正确的应对之策，应当是强化技能测试的作用，优化其形式，增加其权重，以此来增加中职学生在考试中的竞争优势，而不是通过限制报考，来降低考试的竞争性。
想法很美好。可惜从去年开始，有不少地方一改惯例，限制了普高应届生报名，真的把“职教高考”做成了中职生的高考。各种中介、培训机构，甚至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也拿这个做卖点，强调职教高考难度低、题量少、人数少、对手弱。
然而，这恰恰是职教高考应该避免的，因为这就是在坐实职教高考就是要比普通高考矮一头。而高职院校如果想招到普高应届生，那么还得从普通高考招，老老实实地排在最后一个批次等剩下的，又坐实了自己比普通院校矮一头。
对于高中阶段的“普职融合”，2022年初的两会，全国和地方的多名代表委员都呼吁取消分流，或者至少是改革分流，刚性改柔性，不要定比例，有条件的地方，进行高中后分流。然而，教育部的态度，仍然是认为中考的普职分流非常有必要。
4月份新《职教法》通过，取消了老《职教法》里“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的说法，用了“普职协调发展”这个词，最后公布的文本，还把征求意见稿里，分类协调发展的“分类”两个字给去掉了。有专家和媒体解读，这就代表中考强制分流，强制会越来越弱，分流会逐步取消。教育部立刻回应：这是误读，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都要协调发展。看来高中阶段的两根轨道，仍然要泾渭分明，普职融合，尚未可期。
然而，在我看来，取消中考分流，将普职分流时间延至高中以后，对发展职业教育而言，恰恰是势在必行之事。其原因，除了我一再强调的，中考分流本身会制造出巨大的不公平，对职业教育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之外，还有两点。
首先，是中职升学率的变化。其实我们回头去看，80年代教育结构改革，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时其实有一种预设，中职毕业就去工作，高中毕业才去升学，因为那时候高职实在太少了，中职生根本没地方升学bg电子游戏平台。
现在情况则有很大不同。2021年，中职毕业生升学总数超180万人，比例达55.9%，直接就业的比例不到40%。这是平均水平，部分地区的升学率还要更高。比如说北京、深圳、上海，2022年这个数字分别是92%、89%和76%。部分中西部省市也不低，比如南宁市76.94%，整个西藏是60%，甘肃2021年是72%。
有学者调研西部六省24地市2万多名中职学生，有升学意愿的超过八成。接近六成的学生明确表示，希望通过提高学历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要不是客观条件限制，像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或者当地的高职院校太少，他们都想继续读书，而不是去工作。
我们国家正处在产业升级的进程当中，各种就业岗位对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再加上学历膨胀，高等教育背景已经成了很多职业的基本要求，中职学历根本不够。前阵子视频网站上疯传一条视频。有中专生称被学校强制送到厂里拧螺丝，实习工资被克扣。面对学生投诉，校长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单位正常实习，中专生能干什么呀？他又不是大专生！
听了这样的话，我想很多读者首先感到的肯定是愤怒，但之后，又会有一点心酸。中专生能干什么呢？这个疑问，恐怕也根植于莘莘学子心中，也是他们升学的首要动因。
既然绝大部分中职生都想走或已经走了升学路线，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中职教育的内容能否为高职教育打下基础，而不是能否获取就业必需的技能，因为就业准备完全可以在高等教育阶段完成。那么，现在中职教育与高职是否紧密衔接，是否是高职学习所必须的？
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一方面，中职教育的内容与高职教育脱节严重，在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培养方案、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割裂。再加上现在的很多中职，一门心思从学生身上榨油水，根本没有好好教学。所以，哪怕是同一领域、相关专业，到了高职之后，一切可能还要从头学起。
另一方面，现在的高职院校，出现了生源多元化的趋势。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由此拉开了高职院校“百万扩招”的序幕。中职生和普高生，应届生和往届生，还有来自社会各个角落，希望改善命运的人，都在高职这个舞台上，获取开启自己下一段人生的钥匙。
他们的经历不同，知识储备不同，技能水平也不同，在招考的时候，有些还是申请制，免试入学，因为根本没法儿考啊。生源多元化，当然不是坏事。但这一来，对高职院校的教学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来，如果基础不同的学生，都可以完成高职教育，拿到毕业证书，那就说明，完成中职教育并不是完成高职教育的必要条件。甚至，相比其他生源，中职还限制了学生的选择。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中职生今后想跨专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中专学了烹饪，高职却想选汽车专业，那这个中专可能还不如不念。
念完中职，大概率是继续读高职，但在中职学到的东西，却对读高职帮助不大。哪怕没有读过中职，就业的准备工作——无论是学习专业理论、获取职业技能，还是提高综合素养——都可以在高职阶段完成。那么，中职学校存在的意义何在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初中后分流的原因。粗暴、强硬的分流方式，破坏了教育公平性，是其一；在现在的发展阶段，中等职业学校存在的价值越来越弱，是其二。不过，这绝不是说，在高中阶段就不该有职业教育。恰恰相反，高中阶段正应该强化职业教育，帮助学生选择职业道路，打下牢靠基础，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包括高职院校教育和普通大学教育——做好准备。
所以，在高中阶段，要搞普职融合、柔性分流，将中等职业教育化整为零，变成普通高中的职业技能课程，就和文理分科一样，学生自主选择上哪套课，参加对应的考试，升入应用类或学术类的大学。
对于想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我们也可以参照日本的做法，延长高中学制，增加一年的就业课程，帮助学生迈向社会。而原本的中等职业学校，一部分可以改为带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普通高中，一部分可以转型为高职预科，与高职院校紧密联动，进行五年一贯制培养。还有一些专业性强、校企合作紧密、毕业生不愁出入的名牌职校，可以保留下来，给学生更多元的选择。
普教和职教，各有所长。让两者在制度和资源上平等，只不过是第一步。要真正做到复兴职校——没错，我用的是“复兴”这个词——就得在平等的基础上，发挥职业学校的优势。这就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了，因为职业学校虽是教育机构，却身处市场之中。它的优势就在于和就业——或者更具体地说，和企业的需求，紧密相连。企业的深度参与，是办好职校的必要条件。
前面我们讲了，在德国，企业是职业教育的绝对主体，招生、教学都是企业说了算，师资、经费也主要是企业来提供。而企业既然出钱、出力，让职校为自己“量身定制”未来的员工，自然会在他们毕业之后让他们为自己打工。这样一来，职业学生就不愁找工作。学生能找到工作，企业能招到工人，学校也能办好，三方都得了好处——这一整套逻辑是通的。
但在我们国家，90年代校企分离后，两者之间的联系就少得可怜。不要说企业占主导了，只是“合作”这一点，就已经是困难重重。企业不出钱、出力，也不管学校到底是怎么教的。当然，这里面的问题，很多不是出在企业身上。
比如说，社会对职业院校的系统性歧视，肯定会影响到企业的态度。职校在招生和分配教育资源方面受到歧视，生源和教学质量不理想，企业不愿意到职校招工，自然也就不肯在职校教育中投入资源。
再比如说，企业就算想和职校合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企业和学校之间的沟通，渠道有限，规范缺位。校企分离之后，绝大部分职业学校的主管部门，从各大经济职能部门调整为了属地的教育部门。然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必然要涉及企业，涉及生产经营。不管是制定规范、监督管理，还是牵线搭桥、主动推进，仅靠教育部门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的。行业主管部门、人社部门都要一起出力，还需要一个可以同时协调学校和企业的中间机构来具体执行。然而，在我们国家，跨部门的合作向来是难点，这个也不用多说。
至于中间机构这个角色，国外一般是行业协会来担任。但是在我国，行业协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许多行业的行业协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承担这一类的职责。2016年的一项调研显示，90%以上的学校和企业都认为，行业协会对双方的合作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在前面提到，对于职业教育，行业协会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一方面，它除了提供渠道和规范之外，还直接参与调整教学大纲，设定考试标准，组织各种职业技能测试。职业院校之所以能够紧跟市场变化，根据市场需求来培养人才，行业协会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行业组织的协调和整合，广大中小企业很难以个体的形式直接和职业院校合作。校企合作的企业方，80%是国企，外资、合资企业占17%，其他民营企业只有不到3%。
早年的校企一体催生了职校的辉煌，而企业制度改革之后，职校和企业联系，却一直都没有重新建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行业，职校发展得越差，那些旧体制有一定保留的行业，比如铁路系统，校企合作反而搞得不错，这实在是令人有些唏嘘。
虽然2016年后，国家密集出台了许多“促进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作”政策，但是要重振职校，恐怕不是政策层面能够解决的。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深度合作，背后代表的是教育和市场的全面融合。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市场运作方式，都要做相应的调整。这种改革的规模和深度，恐怕不弱于跨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场巨大变革。
教育供给的公平性和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成败，也间接地通过职业教育，影响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福祉。黄炎培说过，职业教育可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如果职业教育搞不好，老百姓只能在“无业”和“不乐业”中二选一，企业无法招募到足够的技术人才，个人的幸福，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恐怕都无从谈起。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还存在不少的缺陷。改革势在必行，不是职业教育改革，而是教育改革，是对技术人才从发掘、培养到走上就业岗位，所涉及到的一切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其牵涉面之广，需要的力度之大，如果没有巨大的毅力和决心，绝对难以做到。现行改革措施，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诸如“中考分流”之类的政策，还在起反作用。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引用中国当代著名职业教育研究学者、原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杨金土在2006年写下的一段话，来对开头提出的几个问题，做一番总结回答。他是这么说的：
“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尤其是师资和经费，但当前阻碍我国职教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被扭曲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许多实际困难由此派生。现行教育的选拔功能被过分地扩大，甚至成为教育功能的主体，而且往往只以一种标准衡量所有人，从而使教育过程，演化成应试能力的竞争……
人的个体多样性被否定了，社会需求的多样性被忽视了；教育类型的多样化，被异化为教育类型之间的等级化，职业教育成为保证精英选拔的辅助系统，用来缓冲选拔渠道中学生容量的盈亏涨落；不同教育类型的人口‘分流’原本应该是积极的、自主的、愉快的选择活动，实际上却变成为被选拔与被淘汰、受青睐与受歧视的重新归队。‘行行出状元’的思想被否定了，现实生活中往往只承认一种‘考试状元’；‘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古训也被否定了，我们的教育几乎天天都在惩罚‘学业失败’。大量被认为是学业失败的学生进入职教系统学习，于是职业教育就被社会看成次等教育，它的发展得不到公正对待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bg电子游戏平台bg电子游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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