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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教/育/行/业/领/跑/者
2025/03/29
刘超，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史、高等教育、历史社会学、区域国别学。姚瑾纯，
摘要:北洋政府时期，面对民族危机严重、文教落后的困境，南高-东大学人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通过深入细致的国际观察，认识到西方名校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制度化的科学研究及活跃的国际交流；相比之下，我国高校教师队伍水平与欧美国家差距甚大，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匮乏，国际参与程度不高。基于对国情和国际大势的研判，南高-东大在国际化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和模式的变革，重塑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培育了良好的自主研究风气，为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人才贡献和知识贡献，也为当今高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推进国际化改革提供了历史镜鉴。
晚清之际，中国国势衰微，饱受列强侵略，日益被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几乎沦为西方的学术殖民地和思想跑马场，众所渴求的学术独立更是任重而道远。对此，高等教育界的有识之士胸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展开了推动教育变革的艰辛探索。在全国高校中，国立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的表现尤显活跃，被誉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东大成立于1921年，其前身是1915年创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郭秉文任两校校长，主持校政工作达10年之久。因为东大是在南高的基础上成立的，二者在师资、政策、设备等方面都具有延续性，学界通常将二者合称为“南高-东大”。在郭秉文任校长期间，南高-东大成为全国瞩目的学术重镇，“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1]。南高-东大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如郭秉文、陶行知、孟宪承等，皆为归国留学生。他们深知，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中国仍处于边缘，只有持续提升自身水平，才能求得学术独立，扩大国际影响力。为此，这批学人开展了广泛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推动中国教育与国际接轨，开始了民国大学国际化教育改革的早期探索。
著名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指出，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乃是院校和国家层面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和全球的维度组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传递的过程，这是一个向前发展且持续努力的过程[2]25-26。田正平也认为，教育国际化与国势、世界大局有密切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后，中国学者逐渐关注国际教育问题，向人们宣传国际主义教育理念，试图通过教育交流增进国际了解[3]。在这一时期，南高-东大密切关注世界动态，积极打造国际化人才队伍，持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深度参与国际学术前沿研究，以增强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贡献度。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南高-东大国际化教育改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校长郭秉文的教育交流和教育改革举措方面[4-10]。此类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仍有局限性：第一，先行研究主要关注郭秉文的教育交流和改革史实本身，极少对其历史意涵进行深度的理论挖掘，对国际教育交流的实效及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悬殊差距也缺乏必要的评估；第二，先行研究大多从本土视角出发，考察南高-东大等高校的发展状况，对当时全球社会变迁和知识进展的观照甚少。这些局限，直接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广度和融贯性。
本文在综合先行研究基础上，聚焦教育交流活跃的南高-东大，重返历史现场，将当时的中国纳入全球教育体系进行重新定位，探讨极具创造力的一代精英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深入考察欧美实况，寻求先进经验的努力，以期呈现这一时期教育演化中的深层样态。
南高-东大的文教水平在当时的中国甚为突出，但与学人的期待相比，显然相去甚远。在社会剧变的时代背景下，处于对外交流前沿的东大首当其冲，率先感受到了形势的紧迫。廖世承归国到东大任教后即感叹，在美国“明白事理有独立精神，稍知世界大势的人，占十分之七八”，而“我国人口虽多，明白分子的数目比日本相差尚遽”[11]。从全球范围看，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师资队伍、科学研究、教育交流等方面仍极度缺乏国际竞争力，而这些都制约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战之后，欧美各国对教育愈加重视。西方国家拥有优良师资，这与他们注重教师的培养与考核以及整个社会有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密不可分。具体表现包括：第一，有完善的培养体系、严格的考核措施及丰厚的薪酬。德国、法国教员地位稳定，酬报丰厚，晋升时注重实绩，且受社会尊敬[12]。英国国会提出的三大议案，其中之一即优待教员案，该议案对于教员恤金也有所规定[13]。第二，重视教师品格对学生人格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将学生分为数组，每组配一位指导教师。这种方式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能够让学生得到更有针对性的指导。第三，扩大教师自主权。一战后，德国普鲁士教员不强令讲授宗教，不必履行二年军役之义务，有权参与校务并组织教员同盟。对于教员的学术自由，学校也极为重视，“教员得以自由发表意见”[14]。
而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困难重重。民国早期，新式学校数量猛增，优秀教师却严重缺乏。第一，有国际视野的教师少。当时，有机会留学的人不多，归国留学生又颇受官府青睐，且从政所得报酬高于教师，故留学生对仕途甚为热衷，其结果是高校里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较少。第二，教师缺乏严格的专业训练，教学水平有限。学校数量在增加，但大学“教员尚待养成”[15]。优秀教师的匮乏，导致教师在数校兼职的现象较为普遍。保罗·孟禄（Paul Monroe）曾批评这种情况，认为教师一人兼职数校，造成学生对教师缺乏应有的敬仰之情，又因为工作按钟点计算，教师多敷衍教学[16]。专门培训机构的缺乏，也造成教师整体素质较低，教师仅能传授基本的知识，很难对学生起到人格示范作用。第三，聘任门槛较低，教师自身素养参差不齐。当时，中学毕业充当师范学校教师者甚多。陶行知批判师生普遍容易“自满”，只要他们对从事的学科有一定的了解，便洋洋自得，特别是教师，“觉得自己处在教师地位”，不再需要刻苦研究。因此，他提出教师应随时将自己的研究所得“输于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17]。第四，校内官僚气息较重。即便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担任校长前，学校也有浓厚的官僚气息，选聘教员不注重学识，只关注官阶高低[18]。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自然科学发展迅速，引发了科学教育的热潮。赫伯特·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曾提出：“何者为最有价值之智识，仅有一答案，即科学是也。”[19]这一理念影响甚大，为之后各大学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一战后，欧美国家普遍意识到科学研究之于战争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因此愈发积极地开展科学研究，推动学术进步。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充实研究设备，加强学术研究。20世纪初，美国研究型大学快速发展，如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皆设有本科及毕业院。这些毕业院的学生研究高深学术，“范围较专门”“程度较精深”，毕业之后有望成为“世界学问之导师”[20]。航空学科在发达国家蓬勃兴起，而意大利堪称其中代表。为促进航空等学科的发展，历史悠久的罗马大学出版了50种杂志，每年还投入300万元经费用以支持添置理化器材[13]。另一方面，教育研究科学化蔚然成风。在美国，用科学精神研究教育已成为潮流[21]；在英国，教育心理研究已逐步展开，查尔斯·爱德华·斯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西里尔·伯特（Cyril L.Burt）、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S.Myers）等心理学专家均取得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22]。
蔡元培指出，欧洲大学“利用图书馆、试验室，在教员指导之下自由研究”，“美国大学，近来也渐渐注重研究”，而中国教学设备落后，研究人才亦缺乏，“对于世界科学，还没有什么贡献”[23]。竺可桢认为，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24]。20世纪初叶，中国的新式科研极为贫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具体表现在：
第一，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国人缺乏科学研究的意识和精神，原创性成果严重匮乏。多数教师并不从事科学研究，或偶有开展也鲜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指出，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这是亟待改正的错误[25]。民国早期，中国学术荒寒，在国际上影响甚微。郭秉文感叹：“我国杂志书籍，大都译自东西洋，自箸（著）者甚少，现象如是，自己固无由进步，而对于世界毫无贡献，安望能得列国之信仰。”[13]在地学方面，中国欠缺精准的考察和精密的测量，且无原创性研究成果。“俄日英法各国书籍之关于我国边疆各省者，汗牛充栋，而我国书籍之关于上述各处者，则反如凤毛麟角。”[26]
第二，缺乏研究机关和研究设备。在东大成立之前，国人自办的高校中，几乎仅北京大学一所国立大学有些许研究高深学术的自觉。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对此颇为不满，曾多次呈请教育部尽速增设国立大学，以促进学术研究，提高国家学术水准[27]。当时的中国高校普遍尚未建立研究科，大学内部也缺乏可供专门研究的基本条件。全国教联会也曾批评社会上无完善的科学设备，认为这是科学教育落后的原因[28]。学术团体和研究机关缺乏，相关的高等教育研究也就难以展开，学术落后的情况可见一斑。
第三，科学教育尚在萌芽阶段，鲜有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与科学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当时中国通俗科学著作数量极少，难以引起人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29]。孟宪承批评道：“大学里的教学，除实验科学以外，还是偏重讲演，而缺乏学生的自动研究和教师的个别指导。”[30]学生未养成自动研究的习惯，也就无法生产出高深学术。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亦曾直陈中国科学的要害所在：部分中国教育家认为若中国采用各种专门设备进行研究，即可与欧美的科学水平并驾齐驱，“此种理论为一种荒谬之主张，近代之科学与专门技术，并不会产生现在之欧美；反之，欧美人之心理，实产生近代科学与专门技术”[31]。由此，竺可桢提出，科学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需要社会民众和政府当局的共同努力[32]。
西方国家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密切。欧美各国以及日本，均致力于推进教育交流，积极参与学术联合会和国际教育组织，唯独中国迟迟未加入。随着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国家的学生选择赴美学习先进知识和技术，其中就包括来自美国周边的加拿大，中南美洲国家及亚洲的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学生。美国以丰厚的奖学金优待留学生，其他国家亦优待美国留学生[33]。美国教育界组织全国教育总机关，对内制定教育改革计划，对外提出外交建议。日本亦派员加入各国的国际教育团，而中国没有人加入，“教育上亦缺乏一种外交手段，殊可慨也”[34]。南高教师杨贤江长期关注欧美教育改革动态。1920年，他撰文介绍美国与智利交换大学教授及讲师一事，进而提出交换教授是实现世界学术沟通之捷径的观点。时任英国部长的福希耶也曾提议，英美两国大学开展学生互助研究，开交换之道，组成学术上的国际联盟[35]。
相比之下，20世纪初，国人普遍缺乏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自觉。因此，中国高校和学人在国际上也寂寂无名。尤其是1923年“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世界皆以为“中国为土匪国”[36]。此间，有限的国际教育交流大多由民间自发组织，其中少数高校和教育团体如南高-东大、北京大学bg电子游戏平台、江苏省教育会等组织过国际教育考察，参与过一些国际教育会议。当时中国的国际参与水平不足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国人缺乏参与国际会议的自觉。1922年，陶行知提出：中国政府对参与国际教育会议毫无准备，不甚积极；教育家未将各处的优点调查清楚，因此，“我们所出产的，够不上第一流的交易”；中国对于参与国际教育会议应有所准备，而最重要的准备，就是平日的成绩和随时的努力[37]。此文首次提出中国应主动参与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为当时的教育界敲响了一记警钟。竺可桢表示，对于各种国际会议，中国教育部向来漠视，不仅参会人数少，还缺少充分的准备和充足的赴会经费[38]。由于时局动荡，1924年7月至1925年7月，江苏省财政厅欠东大经费38万元，学校欠发教职员薪水11万余[39]。面对经费毫无保障的困境，东大要维持办学已甚感艰难，国际交流合作更无从谈起。出国考察、参与国际教育会议路途遥远，不仅需要路费，还需支付会费，这显然是当时这批学人所难以承担的。教育交流意在促进知识的共享和交换，促进学术之间的碰撞和争鸣。中国虽几度获得参与教育交流、与其他国家交换科研成果的良机，却都遗憾错失。
第二，留学教育陷入困境。留学是提升国际参与度的重要途径。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推动了中法文化的交流。然而，各国退还庚款的运动未有结果，“勤工俭学运动受打击，留学经费极窘”。1920年的欧洲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工厂关闭，留法学生无法支付学费，学业渐渐荒废，被迫回国[40]154。随着大量留学生回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陷入困境并逐步终止。郭秉文在赴美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的同时，也考察了中国留美学生的情况。他指出，这些学生出国前往往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多数不能达到美国大学的入学要求。即使是清华的学生，也因年龄太轻，国学根底不深，不了解本国需要，“亦不得谓为吾人理想中之留学生”。基于此，他认为，倘若能将巨额的留学经费用于本国大学的发展，将会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41]。
在近代，中国从“文化输出”的大国没落至“文化输入”的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低，“唯我独尊”“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被彻底击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融入世界，寻求变革，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对此，南高-东大学人积极参与教育交流和国际观察，力图吸取西方国家的有效改革经验，培养新式人才，发展新式教育，挽救民族危亡。
虽然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国家差距巨大，但南高-东大学人仍然对中国教育抱有信心，且从未停止过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的努力。这批学人积极开展教育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国际化发展。
西方国家采用多种方式优待和培养教师，激励教师钻研学术，成效显著。而当时的中国极其缺乏有高深学问的教师。法国数学家博雷尔（Borel）随保罗·班乐卫（Paul Painlevé）来华考察时，极言师资培养对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一国以教育为最重要，而尤以造就有高深学问之教师为重要。苟以法国现有教员人数与中法两国面积人口比例，中国至少应有200万教师”[42]。为此，南高-东大不断探索提升师资水平之办法。
孟禄曾对中国教师的培养进行指导。对于在职教师，他建议一方面要“设暑期学校或讲习会”，使教师能利用假期时间加强学习，提升教学水平；另一方面要“设分级或分科指导员”，巡回指导各校教职员的教学工作[17]。郭秉文认为高校教员的养成十分困难，社会应该多给予支持。首先，要提高教师薪酬，使教师能专心科研；其次，应“予以游学及考察机会”，让教师了解国际学术前沿，以“溶发其思想之泉源”[40]156。南高-东大也做了相应的努力。1918年6月，南高向教育部呈请以部定专额官费的形式派卢颂恩赴美学习体育，获教育部核准。《本校派员卢颂恩赴美学体育约书》从学习科目、学习时间、津贴薪水等方面对留学事宜进行了细致的规定。该约书促进了教师出国深造的规范化发展，使日后的教授留学程序有章可循[43]。
陶行知认为，新教员要有“开辟精神”和“试验精神”，其任务不在于教学生，而在于引导学生主动去学习[44]。教师只有具备勇于试验之精神，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教育的道路。此外，他还主张“运用科学，征服自然”，对于有科学天赋的专家，要“予以研究机会，并以极尊荣之名誉，鼓励有关国计民生之发明”[45]。在这方面，南高-东大的强势学科农科可谓显例。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兴衰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根基。南高的农科以造就农业专门人才、发展改良农业为宗旨。农业教育中，试验极为重要。南高农科自开办以来，就极为注重农业试验。对于延聘的教授，“均取其专于农业中之一门，能以担负该门试验及为国家解决该门农业问题之能力者为合格”[46]。农科教师邹秉文、秉志、过探先等人都是中国科学社社员，他们致力于农业问题研究和农业人才培养，不仅为南高-东大的农科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还广泛服务社会，促进了农业质量效益的提升。
南高是在两江师范学堂的基础上成立的。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学校的日本教员比例较高[47]。然而，这些外籍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南高首任校长江谦注重选拔有高深学问之教师，“聘请教员并非敢苟且，务求有学识有经验者任以适宜之教科”[48]。针对当时缺乏优良师资的情况，南高-东大广开才路，积极罗致各路才俊，有意识地提高欧美派留学生在专任教师中的比例。一时间，南高-东大成为留学生归国任教的首选之地，“孔雀东南飞”蔚成盛事，蜚声南北。据不完全统计，1923年，在东大222位教员中，有127位有海外留学经历，留学归国教师与外籍教师合占全校教师总数的64.4%[49]。其中，文科有刘伯明、汤用彤、梅光迪、吴宓，理科有任鸿隽、竺可桢、胡刚复，教育科有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陆志韦，工科有茅以升、杨肇燫，商科有杨杏佛、马寅初，农科有秉志、胡先骕、邹秉文等。由于人才的持续涌入，东大迅速成为当时全国极具活力的高校之一，生物学、气象学、农学、教育学等在全国极有显示度，为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著贡献。
南高-东大既是留美归国学人的聚集地，也是中国科学社和“学衡派”的大本营，一时间名流云集。这些学人不仅致力于推进广泛的国际交流活动，亦效仿美国大学模式，以研究、教授和推广为职志，在校内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创立诸多新式学科，开展有序的科学研究，为中国各学科的发展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南高-东大学人都认识到了科学研究对于高水平大学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才能为增强国力、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增进人类福祉做贡献。哈佛大学硕士、东大工学院院长杨杏佛认为：“要救中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科学的智识，革命的精神，精细的研究，来计划一个理想的中国。”[50]竺可桢也曾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认为教师应开展科学研究，“我们若要和世界列国相抗衡，那末（么）不能不脚着实地去研究”[51]。基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南高-东大学人进行了诸多探索。
精确的定量研究和受控的科学实验，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在美国受过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的陶行知深谙此理。他极为注重试验，认为探寻新知的方法有二：一是观察，二是试验。教育家的天职在于考察中国教育“何者应改弦更张，何者应补苴修正”。此外，他还提倡建立教育研究会，认为教育研究会可使教育家之间交换知识，共同研究所学，彼此鼓励，使研究成效更加显著[52]，而学术共同体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形成。陈鹤琴也希望中国学人能用科学方法探寻中国教育落后的原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同时，他还认为中国学人应发扬本国教育的长处，作为互相学习取法的资料[53]。到南高不足半年，陶行知即支持学生成立教育研究会，并亲自担任研究会的指导员，要求学生寒假回家完成各省市的教育调查统计工作。在学生调查统计的基础上，陶行知完成了调查研究报告《江苏市乡教育状况之一斑》[54]。之后，他又带领学生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内容涵盖普通教育、教育行政、教育方法等。
为了促进江苏省的农业改良，南高-东大农科从美国购买研究室设备。1923年，东大的农科支出经费包括棉作研究室设备6 000余元，小麦病害研究设备1 000余元，稻麦研究设备5 000元，仪器3 000元、研究书籍800元等[57]。
江谦认为，养成学生“自力研究”的习惯是教授最重要的目的，教授应该“指导读书，多备参考书籍，为自力研究之辅助”[58]。竺可桢认为：“有志少年，均思努力研究……抱苦攻之决心，以发明线]南高自开办起，即倡导科学精神，设研究科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研究科有较为完善的制度设计，包括入学资格、组织、学科、学额及修业年限，可视为以后的研究生教育之萌芽。1926年，秉志、胡先骕等22位教授联合提议在东大创办研究院。同年，教授会修正通过《研究院简章》，其中包括研究院组织和研究院规则，对研究生的资格、研究时间、论文、学分、学费等各方面事项做了较为细致严格的规定[60]。该简章可操作性强，其关于硕士学位制度的正式规定在国内当属首创。
为增进对国外情况的了解并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南高-东大开展了积极的教育交流活动，包括组织人员参加出国教育考察、参与国际教育会议、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邀请外国学者来华等，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域外资源。据不完全统计，1914—1927年，南高-东大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和考察15次，本校学者赴国外考察教育2次、参与国际会议5人次（郭秉文3次、竺可桢和任鸿隽各1次）、参加科研合作1次。在出国考察和参与国际会议方面，郭秉文的表现极为突出；来华的外国学者中，孟禄最为活跃[61-64]。这一时期，南高-东大国际交流频繁、深入，且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
郭秉文担任南高-东大校长期间，学校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在取法对象、交流方式和范围上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也比以往更加频繁与活跃。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教育延续晚清旧例，以师法日本为主的话，那么，在五四运动之后，其学习对象则无疑更多地转向了美国，并博采欧美之长。这一时期的交流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919年初，一战阴霾甫散，各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愈加强烈，中国教育家也希望通过考察了解战后国外最新教育动态，增进国际交流，提升教育水平。是年3月至9月，受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各专门学校、南高、江苏省教育会等联合发起组织的中国教育扩张研究会委派，郭秉文膺任“赴欧洲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教育代表”，与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同赴日、英、美、意大利等国，调查一战后各国教育发展趋势。两人拜访欧美大学当局，与欧美教育家深度交流。在谈话中，克勒顿（Clayton）博士介绍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论述了美国职业教育日益发达的趋势；同时还提到，在美国，教育已加入第三宗旨，即“预备将来谋生之法”。孟禄和士德利耶（G.F.Strayer）博士回顾了一战后美国教育发展的经验，向中国提出了宝贵建议，也为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指明了方向[65]。
20世纪20年代初，东大肇建伊始，经费需求大。为解决科研经费及设备问题，学校大力推进合作办学。1921年9月，美国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代表孟禄来华。他考察东大后，认为“心理知识测验”成绩突出，拟请基金会资助东大美金万元用以购置设备，并派美国专家来东大学习并做精密之研究，以帮助该项测验取得更好成绩[63]132-133。当时，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计划在华筹办一所工科大学。郭秉文主动表明希望合作的深切愿望，还寄去了学校工科的详细资料。这一系列积极的举措在中国各公立大学中显得十分突出。1921年10月，郭秉文与美国工程师麦洛埃（Meloy）、卡内基基金会代表孟禄签订了《中美合办工科大学之计划》。该计划对建设经费来源、设备供应、教职员构成、董事部组成、科目设置等方面做了规定[70]。然而，因现实中的种种阻碍，该计划最终没有实施。192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拨款十万美金与东大合筑科学馆，并帮助东大购买仪器设备[71]。该计划的签订，开国立大学接受外国基金会资助之先河。建成后的科学馆成为当时国内建筑标准最高、设备最为齐全的科研楼，同时也成为培养理科人才的重要基地。
1918年后，各国著名学者纷纷来华交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活动与南高-东大密切相关。当时影响最大的当推杜威（Dewey）、孟禄（Monroe）等人访华。杜威于1919年4月抵华。接洽事宜由北京大学、江苏教育会和南高各举一位代表担任。杜威此行履及全国多个省市。此时恰逢五四运动，他在讲学之余，还时刻关注中国教育的动态，尽力沟通中美文化。在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演讲中，他试图将民主和科学的种子播撒在中国土地上。孟禄于1921年来华，此行亦与东大紧密相关。在华期间，他多次前往东大参观、考察并发表演讲，盛赞该校为“中国最有希望之大学”。这对于刚成立不久的东大是极大的鼓舞。在同年10月的东大演讲中，孟禄指出：教育须培养“发动的精神”，而其中最要紧的工具，就是科学，而科学上最要紧的是度量[72]。此间，孟禄指出了中国教育的优势与劣势，这有利于纠正浮嚣的学风，促进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全国教育进步协会的建立。
此外bg电子游戏平台，1919—1927年期间来南高-东大讲学的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Russell）、莱比锡大学教授汉斯·杜里舒（Hans Driesch）、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安德森·麦柯尔（William A.Mc Call）等。这些学者的到来，活跃了南高-东大的国际学术交流氛围，也使师生及时地跟进了世界学术的前沿动态，开阔了眼界。同时，学生的科研热情也被进一步激发，他们在教授的指导下，纷纷创立研究会，出版刊物，使东大的科研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东大精英始终视学生的国际流动为重要的国际交流途径。郭秉文、蒋梦麟等人曾提倡中美交换教授，而杨贤江希望不同国家的大学生也能互相交换[35]。1922年，竺可桢撰文表示，中国地理人才缺乏。因此，他向校长郭秉文提议，派遣地学专业的学生赴欧美留学[73]。陶行知亦提议，本国大学毕业后，始准留学。留学时至少有一年游历各国[44]。留学不仅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还是一种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有效方式。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事实上成为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此外，因当时清华学校留学生年龄较小，不谙国情，出国留学不能取得好成效，郭秉文提出派遣的留学人员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年龄较长，熟悉中国文化及社会情形；“除本国无相当之专门学校者外”，应优先关注大学已毕业者。对于留学所节约之经费，他认为还可用来维持大学，自建学校，延聘外国专家来华演讲，以推动国内外经常性的学术交流[40]156。
一战以后，各国都希望当局能对教育进行详慎研究，以适应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国家、社会的需要。“现在各国皆以改造为目的，意在建设一新世界、新国家、新社会出来，唯吾中国，一步不行，依然如故。此时亟宜乘世界潮流共同改造。”[74]这是郭秉文在开展密切的国际交流的基础上，对世界形势做出的研判，充分彰显了当时南高-东大学人的国际视野和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追求。西方国家在一战以后愈加重视高等教育，相比较而言，中国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科学研究落后，各种教育交流也相对缺乏。对此，南高-东大学人努力重塑高等教育，如培养高水平师资，提倡学术研究，主动参与国际交流，等等。当然，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点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但师资水平建设始终是其关注重点；而其对科学研究和教育交流的关注度在1919年后呈上升趋势，这也体现出这批学人的认知与现实状况紧密关联。
“中国的教师们现正在极度的困难和逆境中工作”，但他们“把困难和逆境视作为自己提供了奋斗和尽力的机会。现在中国堪称为一块教育服务的处女地，……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困难，也要看到它所付出的努力”[75]。这是陶行知和程其保为参加世界教育会议所写英文论著Education in China 1924的结束语，也可以说是当时南高-东大精英艰苦求索的真切写照。在经费奇绌、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以郭秉文等人为代表的南高-东大学人深入考察各国教育，了解了国外的真实状况，掌握鲜活丰富的第一手素材，清晰地看到中国大学，尤其是南高-东大与西方名校之间的差距，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国际化教育改革。南高-东大精英的思考与改革成效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民国初期，我国的师范教育借鉴日本封闭式的师范培养体制，全国先后设有六所高等师范学校。旧式的高等师范学校培养出的师资往往水平较低，知识结构较单一，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南高审时度势，敢为人先，升格为国立大学，率先完成学术转型，在全国声名鹊起，在六所高等师范学校中更是出类拔萃。东大首创的“寓师范于大学”办学模式，引领了全国性的“高师改大”热潮，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这一变革，是高等师范学校向综合性大学科研化转型的过程，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从模仿日本转向师法美国的重要标志，对德国古典大学模式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由此，师范生的培养渠道得到了拓展，师范教育也更具综合性和学术性，更好地满足了社会对师资的需要。
在南高-东大学人的不断努力下，东大迅速崛起，几与老牌的北京大学并驾齐驱。该校以开阔的视野面向世界，积极学习域外的成功经验，提升了自身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望，逐渐成为中国新式科研的策源地、南方高等教育界的中枢，引领许多高校共同进步，对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人称：“东南大学之设，未始非东南学术界之曙光也。”[76]由于该校强有力的辐射作用，颇具近代色彩的南方学术网络亦渐趋成形。大量的东大学人先后扩散到金陵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正大学等校（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竺可桢、叶企孙、吴宓、吴有训、熊庆来、陆志韦、汤用彤、胡先骕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此一来，南北诸多高校之间深度互惠，形成了紧密互动而又相对自足的学术群落，为此后十余年间中国大学的长足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正是经过20世纪20年代的苦心经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学才能以稳健有力的步伐逐步“走向世界”，日趋自信地开展国际合作，成为国际学界的后起之秀。诚如英国学者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所言：“中国文化的背景加以略微的改造，可成为非常良好科学工作的园地。以中国人治学谨严的态度，忍耐的习惯，中庸的德性，可以预期中国将来对于科学的贡献，决不在欧美之下。”[77]
南高的成功转型绝非偶然。这不仅是因为学校原本学科门类齐全，有升格成大学的基础，更是因为在良好的科研氛围之下，师生较早开展了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当时，提倡科学，昌明学术已成为全体师生的共同追求。《时报》评价东大成立不足三年，向学之士达3 500人，规模宏大，“蔚为东南学术渊薮”[78]。校内开设各种研究会，研究会的出版物由学生担任撰稿人和编辑，并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颇具学科特色。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由之路，在民主科学的优良校风的陶冶下，南高-东大师生开展各种科研活动，涌现出丰富的学术成果。以著作颇丰的农科为例，农科教授发表的著作包括《植棉简法》《植物学》等30余册[79]。东大由此逐步向研究型大学转型，成为中国新式科研发源地。
南高-东大在短短几年间培养出了大批高水平人才，这些人才又反哺基础教育，提升了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教育水平。东大毕业生在物理学、生物学、气象学、数学、化学等许多学科中取得的成绩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在之后的十余年中，中国科学进步尤速，这与东大师生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从南高-东大存在的这短短十几年间成长起来的师生，日后有32位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教师有竺可桢、陆志韦、秉志等15位，学生有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等17位。据统计，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中，有72人次曾于1912—1926年间在东大求学或任教，仅次于同时期的北京大学（80人次）[80]。
文理科是东大所有学科中师资力量最雄厚、学生最出色的一个科，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声誉的学者。1935年，严济慈被法国物理学会选为理事。1936年，吴有训被德国哈雷自然科学研究院（National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选为委员，成为第一位被西方国家的研究院举为委员的中国人。此外，哲学家、教育家刘伯明，史学大师柳诒徵，地学名家竺可桢，数学家熊庆来、动物学家秉志等人，也为东大的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地理学家胡焕庸、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向达、物理学家赵忠尧、动物学家、鱼类学家伍献文等都曾是他们的学生。
在南高-东大与欧美国家的紧密交互中，一所原本有着日式烙印的高校脱胎换骨，蜕变成初具美式风格的近代新式大学。这种美国大学模式在中国初步成形，充满活力且渐成气候，在客观上形成了有别于北京大学所践行的德国大学模式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南高-东大不仅向西方汲取了诸多经验，也推进了中国大学新式科研的体制化；不仅促进了江苏省域高等教育的近代化，也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南高-东大的体制转型始于1915年，逐渐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
在某种意义上，从民国初创到1927年的十余年，可谓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纵深重构的“过渡时期”，也是南高-东大持续大胆地推进各项改革的探索时期。在此期间，郭秉文、陶行知、孟宪承等学人基于国情和世情所进行的艰辛而极富成效的探索，为江苏省乃至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扎实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新式大学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中国高校大都存在学术积淀不足、维持正常办学不易等情况，要获得持续成长并在国际上赢得一席之地，显然道阻且长，高水平大学建设及国际化发展之路仍布满荆棘。1925年，东大爆发“易长风潮”，郭秉文被迫去职，一批名教授随之星散，学校元气大伤；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5月，国民政府派员改组东大。至此，南高-东大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历史已然过去，但它仍在以微妙的方式参与日后的社会变革和知识进展，形塑着社会的结构和样态。南高-东大的国际化发展实践，能够为当今高等教育机构自主开展国际交流，谋求国际化发展提供借鉴。作为一种民间自主型的教育交流和体制变革，这种国际教育交流不仅是形式上的互动，更是结合自身现实需求，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的国际合作与国际化发展。
简·奈特认为，“国际化是影响和塑造高等教育并使其能够应对21世纪挑战的主要力量之一”，而不断发展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则逐步形塑了全球化的新图景，甚至成为“高等教育巨变时代的推动者与回应者”[2]1。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知识网络不断扩展，各国在高等教育上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高等教育国际化亦是各国竭力追求的目标和共同的发展趋势。一些世界性机构，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也为各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当前，教育国际化已实质性地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也已步入新阶段。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的留学活动，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教师和卓有成就的学者，使中国大学的教育水平和科研质量得到长足进步，在部分领域已初具竞争优势。中国已不仅仅是派送学生出国留学的大国，还是世界重要的留学目的国之一，接收和培养了大批国际学生。中国高等教育为全球教育发展提供了许多优质的教育公共产品，并对不少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然而，就总体上看，中国高等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国际化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所言：“所有亚洲国家，甚至最大、最发达的国家，如日本、中国和印度，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国际化的边缘，科学和研究的领导地位仍由西方主要大学把持。”[81]154对此，中国高等教育应保持开放心态，积极有为，在国际交流和交手中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亦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进而引领潮流。此外，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中西之间的“知识鸿沟”由来已久，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跨越；“全球南方”仍面临重重困难，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种种挑战仍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需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
南高-东大国际化教育改革的艰难探索历程，是当时教育界精英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提振中国教育水平、提升国际能见度的重要缩影。受时间和条件限制，这种努力尽管未能完全达成预想目标，但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教育的变革寻求了更多可能性，其历史经验也能够为当今高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推进国际化改革提供诸多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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