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 穿越百廿解锁北bg电子游戏平台大前辈选课秘籍

2024/09/13

　　上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每逢学期初，教务处告示栏前便人头攒动，同学们熙熙攘攘，在满墙课表里搜寻自己心仪的课程。

　　今天，2小时之后，每一位北大学子的朋友圈都会被各式各样的课表刷屏，看似平常的课表背后，是再三的考量、精心的“投点”和紧张的等待。

　　北大是常为新的。百廿年来，我们的课程不断革新，选课与学分制也在不断演变，这其间多少故事和瞬间，刻印着北大教学改革的历程，也记录着历史长河中，北大学子不断求索的身影。

　　1917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召开学制改革会议，决定参考美国大学学制，实行选科制，宣告了中国大学选科制的滥觞。

　　此前，北大学生按年级修习统一规定的科目，每学年末如果不能通过考试，无论偏科与否，都必须留级重修上一学年的所有课程。蔡元培先生这样描述当时学生的状态：

　　“又发现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1]

　　为了帮助同学缓解学业压力、促进专长，蔡元培上任之初便向教育部提交了选科制改革方案；此外，为进一步增强大学学习灵活性，他还首倡“单位制”（即学分制），方案中规定：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规定“大学校用选科制”。1924年，教育部公布《国立在校条例》，正式确立了学分制在国内大学的地位。

　　1939年，刚刚进入西南联大二年级的外语系学生许渊冲在日记中写下自己选课的心路历程：

　　“我不习惯闻先生[2]讲法文的方法，决定退选。但对《大众哲学》兴趣很高，决定改选哲学概论，甚至想转哲学系了。但是我对法国文学也感兴趣，却不喜欢听法文课。那对哲学课如何呢？还是等听了哲学概论之后再定吧。”[3]

　　“不习惯”就退选，“兴趣很高”就改选。看似随意自由的选课，实际上却暗含着西南联大培养“完全人格”的教育理念，学生因自由选课而得以寻找兴趣所在。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1922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写下自己对中国教育“健全人格”的期许。

　　西南联大时期，“健全人格”的思想被贯穿于大学学制。联大全体一年级学生都需要修国文、英语、中国通史等公共必修课，同时，理科、工科学生需要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中任选一门修习，而文科、法科学生则需要在规定的自然科学课程中任选一门修习。

　　此外，联大还规定学生4年内必须修满136个学分（约相当于30门课程），一般来说必修课为50学分，选修课为86学分。选修课不但占比大，而且修习没有院系限制，可以选本系课程，也可以跨学院选课。

　　在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人文、自然、社会科学交叉贯通，学生们得以探索本专业知识之外更广阔的世界。中国政治学奠基人之一赵宝煦，在西南联大就读一年后，深感政治学科魅力，从化工系转到政治系；翻译家许渊冲，虽然理化考试不及格，但也能兴趣盎然地将在理科课程上学到的“超导”与翻译理论联系起来。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说：“个人各秉特殊之天性，教育即当因个人之特性而发展之，且进而至其极。”正是这样自由且多元的选课方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格健全、术业专精的人才，走出北大，从容自信地走入社会中去。

　　联大的学生也爱“给分好”的课程。何兆武[4]回忆郑天挺[5]教授的明史课：“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

　　当然，“凑学分”只是一种个别现象，同学们选课时还是以兴趣和学业需求为先。西南联大校友李埏[6]谈起当年选课盛况时，回忆道：“每当学年伊始，教务处公布全部课程，无数的课程单把好几堵墙壁都贴满了，真是壮观，学生们一连几天，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要选的、想听的课程。”

　　有的课程火爆到旁听者不计其数。在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上，“选课者数十人，而旁听者竟多达数百人，以致座无虚席，门前窗外皆满。”

　　[4] 何兆武（1921.9.14—2021.5.28），历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

　　[5] 郑天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

　　直到今天的北大校园，仍有不少这样“门前窗外皆满”的课程，从百年前挤在庭中树下的学子到今天在教室过道听讲的学生，北大学子的求知若渴从未改变。

　　20世纪下半叶，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两个关键时期，北大的学分制度也相应经历了由严格实行学年制向恢复、发展学分制的转变。

　　与此同时，选课制度也应时而变。改革开放之初，北大就在“先试听后选课”的基础上压缩了选课周期，“填表选课”成为北大学生最常用的选课方式。学生可以在试听课程后根据个人兴趣选择是否继续,甚至在上了一两节课后发现不适合自己时，还能灵活地更换课程。

　　中文系1987级校友黎长飞回忆：“当时选课是很放松、很随意的一件事情，自由度很大，也没有补退选一说，上了一两节课觉得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就去跟班主任说一声。”

　　进入90年代，随着课程种类增多和选课人数增加，选课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学校不得不通过抽签来确定选课名单。

　　当时教务处尚在红四楼办公，各选修课的时间、地点安排会张贴在楼门口。同学们在走向未名湖畔的路上，总是会相伴着谈论自己心仪的课程。

　　城市与环境学院1997级校友丘君选修过一门《贝多芬音乐赏析》，这样的艺术类课程在当时的北大甚是稀缺，抢着要上的同学太多，据他回忆，“公布选课结果知道选上了的时候bg电子游戏平台，就像捡到宝贝一样高兴!”

　　进入21世纪，新的教学计划大大增加了选修课比例，赋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改革的具体要求考虑到了学生发展的方方面面，譬如减少课堂讲授的学时数，由原来的17学时对应1学分改为15学时对应1学分，给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时间。

　　为加强通识教育，2000年秋新学期伊始bg电子游戏平台，北大开始实施跨学科素质教育通选课新体系，学生可以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文学艺术五个基本领域中自由选择，最低16分、没有上限。

　　与此同时，“北大选课网”的上线，宣告了“填表选课”时代的结束。不过，早期的网络选课只有“先到先得”，所有课程均于0点开抢，虽然比线下选课快了不少，但是系统频频崩溃和熬夜抢课也给同学们带来了不少困扰。

　　2005年春，“个人意愿点”选项第一次出现在学生的选课系统页面。每位同学拥有99个意愿点，投点数与抽签权重有关，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选课的公平性，却因为其不确定性使得揭晓选课结果的时刻更加“惊心动魄”。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同学表示，选上了想选的课就像“捡到了宝”，如果在某天打开选课网时，恰巧看到心仪课程的限选名额尚有空余，那时的激动心情简直无以言表。

　　北大选课与学分制度几经变革，始终立于时代潮流之上，在创新中不失传承，在探索中勇于突破。北大学子也在制度变迁中适应着、探索着，在日趋开放的课程安排中寻觅兴趣所在。

　　选课见证时代变迁，学分承载求知初心。未来，我们或许还会迎接更多变革，也将在不断赓续的岁月中，脚踏实地，砥砺前行。

　　【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2】谭越，《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的选科制改革》，《教育史研究》，2023年第5卷(03)期:页93-103.

　　【3】吴云鹏.中国近代高校学分制发展历程述评[J].现代教育科学, 2002, (01):22-25.

　　【4】胡惠伟.中国高校选课制及其改革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07,11-14.

　　【7】李埏：《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高教研究，1995年第4期。

　　【8】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9】《教育独立议》，引于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1921-1924）， 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

　　【10】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北京大学图史189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98-201页。

　　【11】姜华：《学年制、学年学分制 、学分制的比较分析》，《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总第94期。

　　【12】北大青年：《光阴｜你不知道的“北大选课”》，2015年10月6日。

　　【13】蒋梦麟：《蒋梦麟讲学术文化》，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bg电子游戏平台bg电子游戏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