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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6
bg电子游戏平台bg电子游戏平台长期以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对中小国家有所忽视，而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和三大全球倡议落地，这一短板的弥补势在必行。对此，请问您觉得应该如何进行中小国家研究资源与力量的整合？
陈杰教授：中小国家研究十分重要。第一，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应该既是大国研究之学，也必须又是中小国研究之学。全球性大国做区域国别研究，是要全球覆盖的。全球覆盖肯定离不开中小国家。第二，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共建，而“一带一路”共建国基本都是中小国家。第三，三大全球倡议顾名思义是面向全球的。只面向西方或一些大国都不叫全球倡议。这些都决定了要对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开展研究。
但确如你所观察到的，目前中小国家研究与大国研究相比确实比较薄弱。当然，即便是大国研究也需要提升，中小国家研究也就更需要提升了。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学界就有关注中小国家，但相对来说非常不够。所以“一带一路”的提出给学界更好、更全面认识中小国家提供了一个契机。“一带一路”很多工程在中小国家，我们的企业家，也就是业界先行了，他们了解的一手材料可能比学界还要多。学界了解中小国家可能是“绕道”西方去了解的，很可能是看西方的文献，通过“第三只眼睛”去观察、去理解、去解释你要研究的对象，这样就会导致研究的客观性和自主性不够。
鉴于以上情况，在区域国别学提出的当下，要对中小国家研究资源进行整合。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要做好全国层面的规划。就像刚才罗林教授提到的（注：罗林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分论坛一的发言），目前国内大约有1500家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心，但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别）和研究议题分布都存在不均衡。有的国别研究只有寥寥几家甚或一两家在做，有的几十家在做；即便是几十家在做的，可能会出现有的议题研究得多，有的议题研究得少，甚至被忽视了。所以做全国性的协调很重要。目前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还有全国性区域研究学会和高盟（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这样的学科与学术共同体，未来可以考虑以官民结合的方式引导区域国别学不但做到研究对象全覆盖，还要做到研究议题均衡分布，不要出现对很多中小国家的研究只限于政治外交层面。第二，要对中小国家资源进行跨学科整合。有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放在历史系，有的放在外国语言文学系，有的放在国际关系系，也有的放在经济学系等其他学系，依托具体的系科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往往是单一学科背景的，研究领域和运用的理论、方法也往往是单一学科的，这样的研究常常是“盲人摸象”，触摸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忽视了一个国家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这恐怕会导致难以构建关于这个国家的知识体系，也难以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言。事实上，区域国别学是跨学科研究，因此，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超越某一个系科的研究中心，形成跨学科研究团队。当然这要从制度设计上进行突破。第三，要进行超学科研究。什么是超学科研究呢？比如，我们现在的“走出去”企业家虽然对外国缺少系统、理性、规律性的认识，但是他们拥有很多直接体验，有很多研究素材，也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再比如一些政府部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置在发改委，实际上只要是涉外的部门，对区域国别研究就会有刚性需求。超学科研究就是要引入学科之外的力量，比如政府的、业界的，让他们一起参与对对象国的研究，实现资源整合，也更好实现供需对接。第四，要加强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目前，对特定中小国家的研究，可谓人员稀缺。以我所在的中东研究领域，可能可以找到好几百位中东研究专家，但却很难找到几个“埃及通”、“沙特通”等“国别通”。因此，我们怎么做好、做深、做全这些中小国家的国别研究呢？那就需要我们现在就着手培养人才，要在培养“中东通”、“非洲通”等“区域通”之外，多培养一些“国别通”。只有通过加强人才培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未来对这些国家的精深研究。
李英豪：在最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区域国别学被定义为对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而国际关系学则专注于以国际行为体为研究对象，深入解释和分析国际行为和现象。鉴于两者均属于涉外研究领域，能否详细阐述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各自的研究侧重点？
陈杰教授：先看研究对象。钱乘旦教授对区域国别研究包含哪些领域有一个定义，他用枚举法列出了大概十几个方面。他也以欧洲研究为例，说不要把欧洲研究缩减为欧洲政治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成学之后，很多学者都指出区域国别学要构建域外知识体系。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要构建域外完整的知识体系，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行？像我们中国，这么大，构建完整的中国知识体系的路径在哪里？虽然其他国家没有中国那么大，但要覆盖所有的领域似乎也确实有难度。那怎么办呢？我认为，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义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即区域国别学是关于对象国或区域的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比如关于尼罗河的知识是不是区域国别的知识内容呢？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也可以认为它不是。但如果把这些都要放进来，那就太宽泛了。我觉得单纯关于河流的话，它可能是属于河流水文学的多一点。但是比如说尼罗河上要建立一个大坝，如复兴大坝，那就与人的活动有关，并产生了社会影响，甚或是国际影响，那么围绕这个热点是要建构一个知识群或知识链的，并将其纳入非洲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一句话，区域国别学关注的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总体和具体情况。再看国际关系研究，它关注的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传统上，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象更多涵盖政治关系、外交关系、经济关系等领域，其中，政治外交关系明显多一点，其他领域相对少一些，现在的情况是，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那么，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在研究对象上有交集吗？诚如前面所言，区域国别学的面应该是非常广的（实然也许并非如此），它首先是对特定国别的诸多领域的研究，其中很多领域牵涉到与外部打交道，如外交、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这就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会和国际关系学存在一定的交集。比如研究埃及的时候，除了研究埃及内部情况外，肯定会涉及到它的对外关系，埃及与美国的关系，埃及与中国的关系，这就属于国际关系。也就是说，区域国别研究首先要了解一个国家内部的情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分层、族群问题、语言规划等等，这些因素可能和外部产生关系，产生关系后就与国际关系有关。如果不与外部产生关系，就不在国际关系的范围内，如研究埃及的社会分层、语言规划，是区域国别学要去研究的，却是国际关系学所不研究的，但研究埃及的侨汇问题、苏伊士运河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涉及其他国家，那也就可以被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所以区域国别学在一定意义上包含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当然，国际关系中也有一部分不是区域国别学所要研究的，比如从宏观层面研究全球治理、全球问题就不是区域国别学要去研究的，联合国研究、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就不是区域国别学的任务，然而，从区域角度去研究全球治理，或研究区域治理，那也可以是区域国别学的事情，比如中东国家如何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比如海合会一体化研究等。此外，区域国别学研究更多是为了发现特殊性，即便是理论建构，可能更多是中微观的理论，但国际关系学更多是为了发现普遍性，最好能构建大理论。
从学科角度来说，区域国别学是一级学科，国际关系学目前还是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国际关系学是区域国别学的核心支撑之一，但区域国别学也对国际关系学研究有反哺作用。要做好国际关系研究，是离不开区域国别研究的。比如，要研究美国和埃及的关系，如果对美国和埃及都没有很深的了解，怎么去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些流派，如新古典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是要将一国内部因素纳入考量的。但由于语言、专注力等原因，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非西方国家，它们的内部情况就好像一座冰山在水下那部分，要想深入全面了解是相对较难的；而区域国别学就是要把下面的这部分发现出来。因此，区域国别学可以让国际关系研究走深走实。再比如伊朗和沙特关系改善。在中国斡旋之外，内部动因是什么呢？国际关系学者的分析一般不太关注内部动因，但区域国别学要把内部动因揭示出来。所以说，区域国别学能提供国际关系研究者所看不到的精细视野，给它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以及很多内部视角，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的案例研究和理论研究。当然，区域国别学也要借鉴国际关系学的宏观视野以及一些理论与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区域国别研究强调与研究对象的深入接触，这种方法让研究者置身于对象国的实际环境，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洞察。相比之下，国际关系研究往往侧重于文献研究，较少涉及实地研究。其次，区域国别研究注重使用对象国的材料、对象国语言的文献资料，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国际关系研究则可能更多使用英文材料，对非英语国家来说，这会带来很多问题。另外，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研究者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以形成对一个区域或国家全面的理解，而国际关系研究可能在单一的学科范围内进行。
此外，可以观察到，区域国别研究者很少跨区域谈论问题，因为另一个区域常常是自己不熟悉的，而国际关系学的学者往往会跨区域研究问题，从台海南海问题到乌克兰危机，再到当前的加沙冲突，全球各个区域的热点问题都可能是他们讨论的对象bg电子游戏平台。
励睿婷：当前，区域国别学硕博士点的申请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才培养也是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当前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陈杰教授：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区域国别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目前唯一明文规定的、制度性的交叉学科。之前的外语+外史专业、PPE专业，这些也是交叉。但是像区域国别学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叉，在中国学科发展史上，尤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第一次。目前还没有一个学校能说已经有了可供复制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成熟经验。所以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最大的挑战是培养模式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要培养“埃及通”“中东通“这样的区域通、国别通，应该怎么入手呢？首先应让他了解关于阿拉伯和关于中东更加宏观的知识，之后再来进入国别，还是相反？是从宏观到微观，还是从微观到宏观？再如，如何平衡”地域知识“与”领域知识“，是先地域再领域，还是先领域再地域。这两种相反的路径各有利弊。所以首先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我们现在讲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但我更偏向用“领域专”的说法。比如政治学学科领域，不可能全部通，但是可以在某一个具体领域做到很“专深”。我曾提出了一个“T“字型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模式，大体是我们的人才培养先要有一个很宽泛的知识基础，什么都要懂一点，然后在某一点上挖得很深，这一点是特定学科领域中的某一个小点。要求既要做到横向的通，又要做到纵向的通，这样的人才可能是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所以应该是“地域通”基础上的“领域专”，通专结合，可能这样的目标设定会更好。但实际上，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能完成“通专“结合人才培养的模式，是非常难的。这就是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第一个难点，即关于模式的设计。
第二个难点，交叉人才培养中的多学科资源，是融合式配置还是拼盘式配置甚或拼凑式配置？其中教材是人才培养的制度性依托。是不是把政治学、世界史、经济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简单地、拼盘式地组合在一起，就能编写出区域国别学的教材？同理，是不是一个多学科背景的授课团队，通过拼盘式课程设计就能完成人才培养？习202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下，具备跨学科资质的老师并不是很多，如何去培养这样的学生呢？所以教材和师资是很大的问题。你们是我们的目标学生，我们现在做区域国别学，就是要把你们培养成未来一代优秀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经过十年左右的较长周期培养，在你们的身上，复合两三种学科知识就会成为常态。到那个时候，你们再来培养人才，他们又会比你们更强，这是一种不断的迭代。但现在我们的起点可能只能先是拼盘式教材和拼盘式师资团队，这是当前的权宜之计。
第三个难点，我们的人才能不能送到海外去实践。比如做东北亚研究的学生，能否送到韩国或日本等去在地学习和研究，这是一个颇具学科特点的基础性问题，但又是一个程序性操作性问题，比如并非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去对象国深造，而只有在对象国深耕过，才会不再是那种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才可能是那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2022年发布的《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国别与区域研究”。怎么加强和改进？根本之法是通过人才培养。未来，像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这样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自设权的高校，要率先树立人才培养的样板，培养不仅会读书、更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让他们不要“躲进书斋小楼成一统”，而是要通过深入的各种形式的国际互动，做深做实区域国别研究，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及为祖国大地而写论文。罗林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要“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这就是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在书斋中是无法完成的。
高卓远：据我们所知，您之前是做阿拉伯语语言文学研究的。您能分享一下是什么契机促使您转向区域国别研究的？同时，对于有志于未来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学生或年轻学者，您能否给予一些宝贵的建议或启示，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和开启自己的学术道路？
陈杰教授：我最初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阿拉伯语语言文学，这是一个国家重点学科（培育）。阿拉伯语和其他外语的学习可能不太一样，其他语言的学习可能是一种脱离对象国的学习，就像刚刚姜锋书记在主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没有德国的德语学习“（注：姜锋教授在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我们那时的阿语学习涉及阿拉伯国家的历史、宗教、文化、中阿关系等课程，不是纯粹的语言学习。可以说，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传统非常好，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语言习得，而是阿拉伯学的研习。当然，阿拉伯语的学习是根本的，但一些关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文化课也都存在，那些课对我现在从事阿拉伯学研究都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
我硕士研究的是阿拉伯新闻语言，博士研究的是阿拉伯古代诗歌批评，这些语言文学的素养，对我现在做区域国别研究，确切的来说是阿拉伯学研究，非常有用。因为区域国别研究第一个工具叫语言工具，第一个素养叫历史文化素养，第一个路径是在地研习，这些在我的本科生涯就已经开启。通过学习阿拉伯人的语言和他们的文学，再加上本科阶段就已经在国家留基委的派遣下赴对象国留学，让我对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文化、思维特征、国民性格有了深入了解。我的博士研究是关于阿拉伯古代诗歌批评的，要读很多古代文献，包括诗歌和对诗歌的批评，阿拉伯古代诗歌被称为阿拉伯人生活与社会的“记录“。钻进这些故纸堆读点东西对了解阿拉伯人的性格、精神非常有帮助。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想？对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科出身的研究者来说相对容易理解，这可能是其他学科所赋予不了的。所以说，要对区域国别有深度了解，什么是深度呢？无非就是要了解它的文化和历史。当然，仅仅掌握语言文学也是不够的。我较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后来就进入了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了解了一点政治学的东西，没想到这正契合了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要求。
至于说转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第一，我博士研究的阿拉伯古代诗歌批评，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者极少。很难找到对话的人。如果对话、切磋的人很多，就可以帮助我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其次是学术成果发表难，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阿拉伯语相关的研究发表较为困难，比如阿拉伯语是从右至左的书写，当时与很多编辑系统是不兼容的，很难发文章。当然，这和外国语言文学类刊物普遍忽视英语外的语种研究成果发表是高度相关的。可以说这是”不出版就出局“导致的生存需要。第三个原因，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导师、学科和学校对我的影响。我的博士生导师，比如蔡伟良教授既是阿拉伯文学研究也是阿拉伯文化研究的顶尖专家，他关于阿拔斯文化的论著非常经典，他的区域国别研究更多是一种人文研究范式；再如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朱威烈教授，他是国内中东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在阿拉伯国家享有崇高声誉，他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兼容了人文与社科两种。从学科角度，上外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科一直有区域国别研究的传统bg电子游戏平台，延续到现在。从最早的《阿拉伯世界研究》到后来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东研究所，再到现在的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其根源都是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学科。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原因，就是上外这所学校在转型。当初姜锋书记履新上外党委书记后，推动上外向区域国别研究转型，他是一位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学者型领导，对上外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转型我是拥护者和践行者。
说到对年轻学子的建议，我觉得你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有挑战的时代。说是最好的时代，那是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说是有挑战，是因为当前国际环境变织，中国面临来自外部的“成长烦恼“。作为年轻学子，你们要把个人的成才和国家的成长结合起来。关键是怎么抓好区域国别学新生的契机，把自己培养成真正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在此有两个建议：“1+1”和“1+2”。“1+1”就是要多阅读、多实践。多阅读就是什么学科的知识都要涉猎，因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是讲究视野的，学术视野要宽广，国际视野也要宽广。张蕴岭学部委员在2023年高盟举办的暑期区域国别学全国青年培训班，即“黄埔一期“上提出要培养”知识型本科生“，这是一个引领性理念。多实践就是不仅要在理论知识上下工夫，还要注重海外实践，通过观察、调研等形式来增加对研究对象的感性认识，与研究对象建立必要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积累人脉，广交国际朋友。钱乘旦教授说，“做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一头扎进研究对象国，沉入当地社会，深深扎下根”，就是这个意思。另一个是“1+2”。什么是“1+2”？就是说，你研究一个对象国，但不能仅停留在对象国上，还要关注中美这两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你要懂一点美国，当然，更不能不懂自己的国家。比如说研究埃及或者中东，懂一点美国和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最后，要感谢你们的采访，让我有机会通过你们的平台传递自己的一点不成熟思考。也祝愿你们能成长为国家需要的区域国别学人才！
撰写：区域国别研究小组：李英豪、励睿婷、高卓远，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学生；
校对：区域国别研究小组：李英豪、赵伶卓、高卓远，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学生；余璇玥，山东大学翻译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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